“羵羊”:异质性知识与墓葬艺术构成元素的再检视

“羵羊”概念考原的五说中羊说、鼠说与土神专指三说皆有理据,反映了差异化知识体系的认识。五行学异质性知识视域下的“羵(坟)羊”乃羊说,系凶兆之羊祸,讽刺君主不明而朝政不治,对理解季桓子与孔子君臣问答本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墓葬艺术构成元素的“羵(坟)羊”系土神专指说,可与鼠说相参,至迟在东汉又因时人误读而与“魍象”组合并催生出水、土二系说。“羵(坟)羊”“魍魉”等食尸之精怪特性刻画的清晰性与形象描摹的模糊性所呈现的两极性展现了墓葬中独特的以无显有的艺术魅力。

《吕氏春秋》“夕室”考释

《吕氏春秋》“夕室”当理解为“豫室”,即豫乐之室。“正”非与“夕”相对,故旧说“夕”之“邪夕”“夕暮”之说并不可取。“正坐”当与“豫室”形成反对关系,且与二级标题《季夏纪》及三级标题《明理〈制乐〉》所论至乐之道关系密切。从《吕氏春秋》文本设计的衔接与篇题所涉时令关系上看,“夕室”居于季夏之末,孟秋之初,与《管子·戒》的记载一致,故应当理解为“豫室”。

清华简《楚居》“樊郢”考论

清华简《楚居》记载楚文王、庄王曾居于樊郢,为文献首见。关于樊郢地望,目前学界普遍持'襄阳樊城说',还有学者提出'新蔡古繁阳说'。本文对已有说法进行考辨,并将樊郢地望的研究引向深入,提出了'信阳樊国故城说'。通过细致辨析襄阳说与信阳说的优缺点,认为二说均有成立的可能性。信阳说有樊君夔夫妇墓考古资料作为支撑,更具优势。

启形有据:审丑情感与汉画像砖夏启图像的制作

以旧题为“夏启”而被误识为“夏由”的汉画像砖为核心,明晰制作者以禅让之制为准绳而以夷狄目之。佚文本事区别九尾白狐与涂山氏女娇,制作者故意误读后以审丑为目的加以艺术创造。与官方认识相悖而私从王国学术,在社会道德、文化危机感的刺激下,制作者反思和批判权力体制破坏的历史根源,寄寓了隐秘的政治理想与批判态度。

战国楚简所见乐正材料覆覈及相关问题考论

《古乐》尧乐正夔与舜乐正质因音近与历史背景接近而产生讹混。从“音理、实例、书证”三方面覆覈,《容成氏》乐正“■”读为“质”,乃舜乐正,“夔”为尧乐正,《察传》言其为舜乐正源自《吕氏春秋》“并载二说”特殊编撰现象。《子羔》“■”为“契”,非乐正,“质”“契”“夔”不是一人分化。《子羔》乐正“瞽叟”异名“瞽■”乃官职构名而非盲乐师名,后人因瞽叟不辨子舜贤象傲荡,故以心盲而蔑称之。考核标准在“以音律省土风”,河南舞阳骨制律管有音律候气术的线索。乐正专职与兼职还有待细化,有虞氏乐正瞽叟、舜父子及乐正夔为庶人之说有其理据,选拔途径包括世职家族承传与民间拔擢,世职承传出现意外,如舜升格为天子,则需从外部选拔人才接任。

鼎象可征:《吕氏春秋》所涉青铜纹饰资料献疑

《吕氏春秋》保留了五则青铜器纹饰资料,对研究先秦艺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鼎象资料的合证研究为核心,结合传世文献、出土实物,分别从行文与校勘、训诂与解释、句读与图像、命名与意涵四个层面对其内容予以考说并提出新的看法,明确文献的本来面貌与价值。文章在比勘中发现了评语混入正文的现象;在训诂中明晰了“食人未咽”的“未”当训作“无”;在图像类型分类中确定了周鼎“饕餮”纹当属“人兽母题”中“人兽互动”之A类型,前三者属于文献考订与图像分析,末节则补充了编者思想内容的探讨,这一部分的讨论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讨青铜纹饰装饰法则背后的设计思想与艺术的人文主题,丰富艺术图像学的个案研究。

“■”字形体结构的意蕴及其影响

清华简《四告》第二篇中的■字,应分析为从古文邦(从丰从田)、从甸,是甸的增累字。它是汉字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珍品,反映了周代的畿服制度。《尚书·武成》中的"邦甸",是误解之类写法的产物。"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是伪古文《尚书》真伪掺杂的典型实例。

論“標”字本義與字形的關係——兼釋戰國竹書中的“標”字

本義爲"樹梢"的"標"字,其義項來源和字形的關係久已湮滅。我們通過對戰國竹書中一組字形、音、義的考察,在對竹書内容重新釋讀的同時,也可逐漸釐清"標"的字形發展脈絡。進而認爲"標"是爲"樹梢""末梢"等義所造的一個指示字,最初是在"木"頂施以"〇(或●)"以示意。由於發生了在指示符號"〇"内加注聲符"少(或小)"這一並不常見的文字構形現象,使得這個字的造字理據難以被後人認知,從而造成字形演進過程中訛變嚴重的情况。

释甲骨文“朕”字的一种异体写法

"■行东至河"卜辞中的"■"字,旧不识。笔者释"朕",因此字上部偏旁"■"是"舟"字,下部偏旁"■"是"■"之省。甲骨文"■(朕)"少量作"■(朕)"。卜辞偏旁位置每变动不居,既可写作左右并列,也可写作上下相叠。因此,左右并列的"■(朕)"也可写作上下相叠的"■(朕)"。这条卜辞的字体属师组肥笔类,其时代属于武丁早期。这是一条最早记载黄河的史料,弥足珍贵。卜辞记载商王说,我要东行到黄河去。

秦漢印章與古籍的校讀

秦漢印章雖然文字不多,但都是當時的實物,文字未經改動,於古籍校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因而一直爲學者所重視。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證》,[1]吴式芬、陳介祺的《封泥考略》,[2]周明泰的《續封泥考略》、《再續封泥考略》,[3]羅福頤主编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4]王人聰、葉其峰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5]

重新認識許慎的文字發展觀與《説文》的價值

《説文·叙》是第一篇漢字發展史論文,系統闡述了從文字起源到漢代文字與文字研究的發展過程。許慎具有明確的文字歷史發展觀和建構術語的認識。《説文》建立起一套自足的話語系統,古文、籀文、大篆、小篆、篆文等是義有專指的術語,有其確切的内涵,彼此明確區分,後人多有誤解。“古”與“篆”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核心要素。許慎清晰表述自前代之古文發展到西周末年,文字分爲籀文和古文兩系。籀文源自古文,其字體是大篆,籀文大篆經過選擇淘汰與規範成爲小篆,秦統一之後大篆、小篆並行,直到漢初還是史學童考試的内容。古文是文字的源頭,一直流傳,孔子寫經用古文,戰國發生分歧,秦始皇廢除,漢代開始復現,王莽時期受到重視,成爲六書之一。許慎陳述的文字歷史發展過程與出土文獻基本相合。古文既不是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也不是戰國之前的古文字,而是秦系文字之外的先秦古文字,不僅《説文》重文中附録,而且在“正字”中也大量存在。《説文解字》是應古文文獻研究需要而成的漢代古文字集大成之作。

战国楚简所见军舞材料覆覈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第四册《相邦之道》“四肢之艺”并非军舞之姿,而是农业之技艺的代指,学者据此视为军舞材料的立论并不可信。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第十一册《五纪》“散军之仪”是“散军舞”名义来源的依据,得到了《礼记·乐记》的印证。但从历史背景、文献来源与思想意涵以及材料断限与文本层次三个层面考察《五纪》与《乐记》,后者面目清晰而前者较为复杂,应是熟悉兵学、礼学背景的好古之徒融合既往制度加工整理的拟古之作,故以《五纪》“散军舞”为据推论相关问题时应更为审慎。采取从严的标准来分析《五纪》,其所载“散军舞”包含在一个复杂的军舞体系中,应将其划分为祭祀、军舞、散军乐舞三个部分。从军舞的发展历程与形式上看,《乐记》与《五纪》“散军舞”属于军事乐舞仪典化进程中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产物。战国楚简中包含珍贵的军舞资料,但由于可资对读的传世文献阙如与竹简本身保存不佳,这些材料所能提供的信息实属有限,又往往因与其他材料混而为一而导致材料断限不明确,文本层次不清晰,甚至掺杂着某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故而先秦时段军舞研究工作需在认真辨析材料的前提下展开。

齐桓公争霸与诸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齐桓公建立霸业的过程,实质上是诸夏集团渐次扩大的过程。“蛮夷猾夏”是促成齐桓公团结诸夏的外部条件,“亲鲁联宋”和“尊王攘夷”是齐桓公聚合诸夏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亲鲁”背后隐伏着攫取礼乐权威的深层用意,可谓齐桓公日后“尊王”的先声。齐桓公争霸的重要贡献在于催生了诸夏共同体意识。诸夏共同体根植于周代封建秩序及礼乐文明的历史积淀,兼具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双重属性。诸夏共同体意识确立的关键是诸夏群体借助夷夏之辨完成了华夏文明优越性的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以中原礼乐文化为轴心的文化辐聚效应。春秋中期中原文化圈的礼乐复兴导源于此。

清华简《楚居》阙文试补

清华简《楚居》因部分竹简下端残断,导致出现阙文,殊为遗憾。通过分析《楚居》自身辞例特点及将《楚居》简文与传世文献对读等方法,可以补足《楚居》的两处阙文:"■郢徙□□□□居睽郢"当补为"■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以为处于章□□□"可改补为"以为处于章[华之上]"。正确补足两处阙文,有益于复原《楚居》文本和发掘相应的楚国历史地理内涵。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篇的再编连与复原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是一篇先秦佚籍。本文在原整理者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竹简的修治、划痕等形制信息,以及简文的称谓用语、文义等内容,对竹书的编连进行调整。同时认为本篇并不存在整理者所称的缺简情况,现存的十八支简乃是原书之全貌,调整后的简序可实现本篇的复原。

《象》舞之据与《大武》乐章:《吕氏春秋》所见《三象》问题补议

《吕氏春秋》所记载的《三象》有周公制作旌颂成王之武功与旌颂周公之道德武功两种解读,而以周公制作说可能性最大。“三”之名义,乃与《礼记》所载的周武王伐纣之乐歌,称颂武王之武功《象》舞及《维清》《序》所载的周公制作以颂文王之武功《象》舞二者相区别而命名。《三象》之“象”乃用以称颂周成王或周公之道德武功也。文、武之《象》与《三象》在性质上都属于武舞,且均是因历史事件以旌颂历史人物的道德武功而编舞,但所配诗、乐不同,故属同名异实的《象》舞。据《白虎通·礼乐》所引逸《礼》,文、武之《象》当与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三者合称《大武》,兼有文舞与武舞。学界认为它应曾被记载于匡卣中。核验现存的商周铭文资料,无法确定其曾记载于商周青铜器中。《三象》《象》及《大武》乐章关系的考辨与澄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文献记载与礼乐文明的复杂面向,澄清《象》舞名义、性质、作时、舞具、舞容等基本问题。

从观念出发与从材料出发的汉字阐释——以“也”及其所构成的文字为例

汉字阐释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汉字文化普及的基础。汉字阐释是对已识字的形音义、构形理据、历史演变、字际关系、文化内涵等不同层次的全面描写和解释。《说文解字》是汉字阐释的开山之作,直到清末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占据汉字研究的主流地位。随着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与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兴起,汉字阐释却逐渐远离学术研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汉字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从材料出发的学术研究与从观念出发的思想表达两种阐释方法的纠缠,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与表达范式。梳理"也"及其所构成的"[也攵]""地"等字的阐释学术史,解释许慎文字学低级错误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有助于确定现有材料下"也"字阐释的路径与可能的深度。汉字文字学的阐释与文化学的阐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同层次的深入探讨。汉字阐释的基本原则是:从材料出发甄别字料,全面占有、充分理解、准确应用材料;从文字记录的语言事实出发,背离文字记录语言事实的阐释与文字学无关;坚守历史性原则,在客观描写基础上作出合理解释。

从“咠”字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巴方”

著名学者唐兰把甲骨文■释为巴,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流风所及,谈巴蜀的历史,最早都追溯到甲骨文。本文从可靠的战国文字资料出发,通过破译聋字的结构,追溯源头,认为甲骨文■是揖的初文,根据公在甲骨文地理网络中的位置和揖的读音,认为■可能就是《左传》宣公十五年的稷,春秋属于晋地,在今山西省稷山县境内。■实际与巴无关。

论东周金文“■”当为“库”字异体——兼谈几件兵器的国别问题

东周时期兵器上的"■"字,一直聚讼纷纭。现在一般看作"库"的通假字。本文通过详细论证,考定"■"是"库"的异体字。同时对相关铭文进行疏释,对几件器物的国别,对清华简《治邦之道》的文本传流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