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及其扮演

随着我国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辅导员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部分辅导员也因此对自身的角色产生了困惑。具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从“民惟邦本”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深刻认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本文从分析以人为本的历史渊源的角度出发,辨析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联系与本质区别,探寻"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为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提供一定的参考。

唐宋文集的“压卷”体例及其文本功能

压卷,本义为开卷第一篇。压卷意识是中国古书通例之一,四部典籍的编次,皆需直面以哪一部分内容冠首的问题,而尤其以排比单篇诗文而成的诗文集最具有代表性。在通行的先赋后诗、先古体后近体的文集编次体例之外,唐宋文士往往会以诗文集中最特出的篇目冠于集首。唐人进士行卷或投谒的小集,尤其注意卷首的安排,以期先辈开卷即能看到自己的代表作。唐宋文集压卷的功能因编集的意旨而有所分野,或明学问之渊源,或明出处之大节,有时揭举王言典制以"尊重事",有时则对家学及生平重要交游表达纪念。压卷实质上是一种强化或是突破文集内在秩序的行为,是唐宋文集体例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

新媒体能否促成中国的“进步运动”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与当年"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给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带来一些变化。许多学者期望,中国社会能通过新媒体促成一场"进步运动",实现社会的快速转型。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不足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局限,我们不能对其作用期望太高。社会的进步、转型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和协商渐进有序地实现。

村南系列甲骨中的同文卜辞

屯南系列甲骨卜辞中历组和无名组同文卜辞各具特点。历组的数量大,占村南系列的多半;每套卜骨数量较多,兆序最大数目通常为"三";有兆序相同的同文卜辞;选用左右肩胛骨没有一定之规,见有整套同文卜辞皆用左或右肩胛骨者。无名组同文卜辞总量不多;每套数量亦少,通常为两版一套,三版为一套的仅二见;兆序最大数目为"三",然仅一见。历组和无名组皆有同文但用字不同的做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字形构造不同。二是书风不同,其所包含的卜辞往往属于不同的组别,这是探讨各相关组别卜辞时代归属的重要材料。

“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政治价值原则研究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在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之上,第一次把自由建立在现实的基石之上,提出的与以往思想家截然不同的自由理念,深刻揭示了自由的真正内涵。以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全新视角分析"以人为本"思想,阐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逻辑要求,对于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安定有序、生活富裕、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

宋代"典需离业"的规定表明了典之本原,但其派生的权益及其多样化表现却引发歧义。譬如承典人将土地租佃给出典人,在宋代不被认可;而清代这种形式广为流行,却又在表象上造成"租息相抵"的错觉。承典人可选择典田的经营收益、投资收益,或变现未来收益,突出反映了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格局。典权不是使用权,也不是所有权,而是一种限定性物权形态的财产权,与抵押也有明显的区别。典权的时代性差异在政府规定上得到相应的反映,宋代典田需要赴官办理合同契,并过割田赋和纳交易税;清代中后期则免除了交易税,无需过割田赋,契约形制上多采用单契,使转典等相关后续交易更为便利。凡此阶段性差异与特征,揭示了在典权发育过程中,交易规则与社会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纵贯比较有助于把握典权之本原与多样化形态,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

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

职业教育具有跨界属性,主要表现为院校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物理边界、社会边界和心理边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完善法律制度、加强顶层机构设计、发挥职教集团跨界组织的资源整合优势,以及院校和企业对边界障碍的主动突破,实现对职业教育的共同参与。

中西会通的学术旨趣与人生境界——论王岳川教授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学术思想

孔子说：“君子不器。”朱熹解释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可见，君子的意义在于他不命定般地将自己定型在一个领域，不应像器物那样有容量之限制，而是多才多艺，甚至是无所不通。君子度量宽宏，胸襟博大，气度似江海纳百川，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力求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最终在“德体器用”中达到“一以贯之”之“道”!

梁启超视域中的“新民”之义--对比传统的“新民”观念

"新民",是儒家思想中固有的观念。从《尚书》到程朱思想,"新民"被古圣先贤反复讨论和提倡。而在近代,"新民"被梁启超再次提出,并成为席卷社会的一股社会思潮。"新民"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使其跨越新旧不同的时代而愈倡愈新?本文主要通过对比传统的"新民"之义与梁启超提出的"新民"之义的异同,从而去理解梁启超的"新民"在新时代的意义。

试析历史事实、历史推论与历史想象的关联——以布莱德雷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为讨论中心

在英语世界里,历史事实向来是历史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布莱德雷和柯林武德都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的进路,试图把经验论讨论的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推论活动中的历史证据,以此来澄清历史研究活动中的主体性。柯林武德在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基础上尝试把历史想象看作是历史推论本质的进一步研究,以此来阐明历史思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由此,历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就在历史学是如何可能的知识论问题上获得了解决。

论明初经学的特点

明初提倡程朱理学,创立八股取士制度,而更加一尊于朱熹经学。这种绝对统一的经学模式,导致了明初经学研究风气的空疏肤浅。

《周易》对抑制“科技异化”的启示

"科技异化"虽然与科技本身有关,但科技本身不是造成"科技异化"的主要根源。追寻"科技异化"的根源,应该从掌握科技的人类本身去寻找,从由人组成的社会各方面去寻找。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错位和失调,导致了科技的异化,而《周易》恰恰深刻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故而发掘《周易》有关思想会给抑制"科技异化"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