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促进研究生就业引导的思路和方法--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以实践促就业”为例

高校在解决"就业难"问题的同时,引导毕业生合理地选择职业方向也同样至关重要。就业引导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其中卓有成效的社会实践工作可以很好地促进就业引导。总结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社会实践工作方面的一系列工作思路和方法。认为"以实践促就业"大有可为,而"积极发动、面向高端、问题导向、展现能力、巩固提高"可以作为工作中的重要思路和方法。

搭建学术平台 促进研究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研究生科学共同体形成可以极大促进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与协作,相互学习、激励与鼓舞,而这些正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素质和能力的关键因素。在讨论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意义的基础上,结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学术工作的实践与探索,探讨高校研究生学术工作应如何挖掘和整合学术资源和优势,搭建研究生学术平台,促进研究生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经济史研究中的文化偏见——对“大分流”之争的评述与反思

通过对于"大分流"问题不同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反映了两种研究范式和学术取向上的根本性差异。一种坚持"欧洲中心主义",将大分流看作是由欧洲所具有的内在特质带来的必然结果,另一种则代表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动,认为大分流来源于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变迁及某些偶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近年来在大分流阐释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则代表了一种对二者进行整合的尝试。但从深层来看,以制度为中心的解释视角依旧没有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范式的窠臼。这表明在经济史研究中存在固有的文化偏见,需要研究者予以检视和反思。

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对中国政府管理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公私伙伴关系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合作博弈与交易成本理论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从提高政府讨价还价能力、减少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双方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在政府能力、制度建设、政府诚信、监管能力、危机管理和廉政建设方面给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事关城市发展全局。当前,经济体制的深度转型和社会结构深层变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问题不断凸显,城市基层治理变得日益复杂。本文系统深入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基层治理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这一空间维度审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及其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中央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背后,存在一轮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这些地方实践各有特色,并经过相互竞争和学习,在管理目的、理念、主体等方面形成一些共同取向。对创新的动力进行分析发现,各地的创新探索既非社会需求自下而上的压力驱动,亦非源自中央自上而下的指示和动员,而是地方党政领导思想解放、主动创新的结果。本文认为地方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央层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具体而言有三种机制,即改革预期包围、改革意志传递和改革备选政策供给。

地方政府大数据发展政策的文献量化研究——基于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的视角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中国各级政府陆续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大数据发展的政策文件。本文对2012年以来省级政府出台的大数据发展政策展开文献量化研究,从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大数据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发展政策以大数据的"应用创新"为主要目标,侧重于使用供给面政策工具。而既有的"政策-创新"关系研究表明,供给面政策工具能够直接有效地推动技术创新,需求面政策工具则更多地作用于产品市场层面的应用创新。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发展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工具"的错配现象。政府应该给予需求面政策工具更多的关注,从而实现大数据发展政策目标和工具的相互匹配,最终推动大数据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和价值实现。

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政治激励与财政约束假说

本文将地方政府视作理性人,对其在政治晋升和财政制度环境下的环境监管困境进行了分析。假设地方政府兼具政治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多重理性特征,既追求政治权力也追求经济利益,同时还关注个人声望,行为上表现为追求政治晋升和充裕地方财政。中国现行的政治激励体系暗含着"GDP至上"的潜规则,地方政府为提升政绩必然专注于经济发展。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政体制下,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的矛盾在基层政府表现突出,财政压力也促使其选择优先发展经济以充裕地方财政。现存的激励和约束制度环境短期内难以更改,因此,地方政府面临着环境监管的困境。

关于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探讨

确定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已是当前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经济潜力能够抵消预估的全球排放增长或将排放降至当前水平以下。但报告并未充分评估实现这一潜力的障碍和有可能实现的市场潜力,这可能会造成全球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例如550ppmCO2eq)目标的误导。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尚需较长时间周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能源消费和相应CO2排放的合理增长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规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的确定必须体现"公平发展"的原则,要保证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排放空间,要统筹和权衡减排与适应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逐渐探索全球合作共赢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国际机制。

中国新媒体时代下的政策议程设置——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例

自媒体的崛起使普通公众得以实现从传播客体向传播主体的转变,为公众与政府直接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使得公众对政策议程的设置能力大幅提升。本文试图探究新媒体时代下公众议程、媒体议程、政策议程的形成及三者间的互动机制,揭示新媒体为公共政策形成模式带来的新改变。本研究以天津"8.12"爆炸事件为案例,选取研究时间段内发布的741条相关话题微博以测度公众议程,选取天津市政府召开的十四场新闻发布会内容以测度政策议程,利用文本分析法分别获取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情况。研究发现,新媒体背景下,决策者借助大众媒体对公众议程进行有效设置的传统正在被颠覆,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直接设置的能力大幅提升,大众媒体则充当了舆论监督的补充力量。

公益领域中的“市场运作”：社会组织建构社区社会资本的机制创新

社会资本是现代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成都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为例,详细展示了其"三位一体"社区参与式互助体系的创建过程、体系构成以及对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贡献,指出借用公益领域中的"市场机制"来提升公益动员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其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的核心机制。此外,公益领域中"市场机制"的运用,将有利于传统公益资源的配置从"计划公益"迈向"市场公益"时代。

美国行政法的历史演进及其借鉴意义--行政与法互动的视角

行政法是行政体制设计和公共政策分析的正式制度土壤。行政管理理念和实践则是行政法发展的源泉和最终目的。本文从公共行政与行政法互动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普通法模式、传送带模式、新政模式、利益代表模式、分析管理模式五个阶段的动态描述,将美国行政法的发展变迁置于公共行政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下,从而清晰地观察到行政法与公共行政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从行政法的整体结构与组成要素、行政法的发展阶段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阐述了美国行政法历史研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太平洋主义”与21世纪亚太地区体系和秩序

随着中印俄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地缘中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同时,太平洋两岸的美中日印俄澳等主要力量越来越关注地区秩序、体系等问题,并试图确立本国在上升的亚太地区及将形成的地区体系中的地位,建立有利于本国的地区体系框架,融合、制约和平衡其他地区力量。因此,亚太地区正在酝酿、出现和形成某种以地区主要力量为若干中心和框架的地区体系和秩序。在此情况下,本文倡导容纳亚太地区主要力量的"太平洋主义"结构、体系和秩序,以全面反映21世纪亚太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融合亚太地区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共识,确定地区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发展。

美国大选和美国走势

奥巴马当选总统是美国的历史性事件。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有美国社会几百年来融合发展的必然性,也有近期伊拉克战争和当前美国次贷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偶然性。民主党新政府和国会很可能给伊拉克战争、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些较为重要的变化。但美国内政外交是否会出现、是否有能力实现重大改变是个不确定的问题。美国家长远走向仍可能具有不确定性。

国外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政策

一、国外生物质能市场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美国 美国生物质能的利用包括乙醇、生物柴油、生物电能以及工业过程利用，大规模种植的能源作物主要是大豆、玉米和向日葵。2004年美国能源供应总量为100.27×10^15Btu,折合约154Mtoe,其中可再生源供应量为6.117×10^15Btu,折合约154Mtoe，占能源供应量的6％。生物质能供应量72Mtoe，约占美国能源供给总量的3％，是国内用量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见彩而插图3）。2005年美国燃料乙醇的生产量达到150亿升，和巴西并列世界第一。

国有企业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

本文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认为国有企业天然地具有国家性质和市场性质的双重性质,其经济行为也必然呈现出不同性质,应受到不同性质的法律规制。本文主张必须要对国有企业的国家性质和市场性质及其相应的业务范畴进行较为清晰地划分:对于国家性质的业务范畴必须创建一套精密周到的公法尤其是行政法的规制系统,以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资源分配;而对于市场性质的业务范畴则要纳入经济公法的规制系统并接受民商法律体系的规范,从而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从根本上说,这种法制安排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政治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等至为恶劣情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