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赵文化的兴起与草原文化有关。在古代,赵氏作为一个宗族,他活动的地点始终与草原上的戎狄联系在一起。正是华夏文化和草原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互相冲突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有两重性格的赵文化。赵文化的特点和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是开放的文化,是通过不同的区域文化接触的结果;第二,它是进取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汲取的结果;第三,它是包容、融合的文化,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戎狄文化结合形成的结果。赵文化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对赵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赵文化的兴起与草原文化有关。在古代,赵氏作为一个宗族,他活动的地点始终与草原上的戎狄联系在一起。正是华夏文化和草原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互相冲突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有两重性格的赵文化。赵文化的特点和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是开放的文化,是通过不同的区域文化接触的结果;第二,它是进取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汲取的结果;第三,它是包容、融合的文化,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戎狄文化结合形成的结果。赵文化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对赵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早期特殊的读书治学经历(少年—1954)

作为当今负有盛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文献学家,李学勤先生早期的治学经历却十分独特。从小酷爱读书,对符号有特殊的兴趣;他希望学习数理逻辑,考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考进去之后,由于自学甲骨文颇有成绩,被借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再由于认识史学大师侯外庐先生的原因,又从考古所调到了历史二所做侯先生的助手,跟随侯外庐先生做思想史研究(直到“文革”后,李先生才完全回到先秦这一段从事研究工作,另文撰述)。

为政以德:孔子的德治思想

引言 世界上有两大文明，一是西方文明，一是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归根到底是一种宗教文化，欧洲无论哪个城市，最好的建筑都是教堂。在西方文化里，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他主宰着人类的命运，而且人的灵魂跟肉体是分离的，人的灵魂要交给上帝来管理。绳经》里记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上帝非常生气，于是把他们从伊甸园赶走，并且与亚当签订了一个契约，即无论他们哪一代的子孙，出生时灵魂都带着邪恶，因此人没有一刻不想做坏事。

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

本文提出,在虞、夏、商、周“四代”,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可选择的有十个方面:(一)唐、虞史实的揭示和探索;(二)夏朝史实真实性的探索尤其是山东等地区的扩展研究;(三)商代史实尤其是甲骨文的系统整理研究;(四)西周王畿内外诸侯国的深入研究;(五)西周年代学研究;(六)西周经济制度的研究;(七)楚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八)春秋战国学术思想史的重新考量;(九)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关系研究;(十)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

顾炎武《易》音研究条例初探——顾氏《易音》“承其义则亦承其音”辨

顾炎武《易音》包含有六条易音研究条例,其中核心条例是"承其义则亦承其音"。这一关系原则中,"义"在"音"先,"义"是决定上下爻辞之间韵读关系成立的第一条件,在此基础上,音同或音近才能成为上下爻辞之间韵读关系成立的依据。通过对《易音》中的实例分析,发现此条例不仅贯穿其他条例,而且贯通顾氏整个易音研究。从清代易音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可以说顾炎武易音研究条例成为易音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且具有丰富的易学内涵,对现代易学研究有着很好的方法论启示。

从《系辞传》论“伏羲作八卦”

现代考古学研究发现,将我们民族的文明史由5000年上溯到6000年,是完全可能的。而传世文献中的伏羲时代,正好接近这一时期。关于伏羲记载的来源,今人多归本于《庄子》。然湖南长沙出土的子弹库楚帛书就有伏羲,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之"氏"就是"伏羲氏"。传世文献中,《系辞传》"记载伏羲功业最著",最为具体。所谓的"伏羲作八卦"说,用现代的眼光看,是说伏羲氏时代的先民发明了易卦,发明了卦画符号。这不但包括八卦的卦画,也包括了六十四卦的卦画,甚至还当包括一定量的卦爻辞。所以,说《周易》的作者,我们离不开文王、周公父子;说《周易》的源头,我们就得追溯到伏羲氏。这是《周易·系辞传》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记忆。

楚简《恒先》首章释义

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楚简,中有道家著作<恒先>,自见诸报导以来,久为学术界所期待.现在该篇已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书内公布,无疑很快会得到众多学者的讨论.这篇简书共13支,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是非常难得的.内容更非常重要,由于文字古奥,说理又相当玄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有基本的认识.这里只就其开头一段略作讨论,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篇对比研究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简二、简三有成王所作之《儆毖》,整理者释文为： 元纳启曰：敬之敬之,天惟显帀,文非易帀.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监在兹.乱曰：讫我夙夜不兔（逸）,敬之,日就月将,教其光明.弼寺（持）其又（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 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篇诗即是传世《周颂》里的《敬之》.”传世本《周颂·闵予小子之什·敬之》篇即作：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上博藏楚竹书《恒先》新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所载<恒先>篇,是一重要的思想史文献.整理者李零先生作了精当的释文和考释.①我们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2004年4月2日在思想文化研究所进行了会读.②笔者后以自己在这次会上的发言稿为基础,并参照李学勤先生和李锐的会读意见,写成<上博藏楚竹书<恒先>简释>一文,分别发表于4月16日、22日的孔子2000网"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其间,李锐有<<恒先>浅释>③、朱渊清有<"域"的形而学意义>、④李学勤先生有<楚简<恒先>首章释义>⑤等作.而李学勤、李锐之作,则主要是4月2日会读时的意见.再后来,网上有关<恒先>的论文就愈来愈多了.本文在修改时,凡吸取了新见之处,均一一注明,以示不掠人之美.

《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

文献习见中的"隐括"、"隐揉"、"隐审"、"隐实"、"隐核"、"隐度"之"隐"都当读为"櫽",因此,将《论语·子路》篇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读为"父为子櫽,子为父櫽",训为"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是完全可能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血缘至上主义者,社会公德与父子私情有违时,他们主张的是"不成人之恶"、"从义不从父"。因此,"其父攘羊",孔子是不会主张子为父隐匿的。从上博简《內礼》篇的文义看,"而任不可"与子女为父母隐瞒错误并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将简文"任不可"补入《论语》"子为父隐"章中,说儿子不但要"替父亲隐瞒",而且要"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就违反了孔子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

《周易》释“艰”

《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不管是《噬嗑》卦九四爻辞、《大畜》卦九三爻辞、《明夷》卦卦辞的"利艰贞",还是《泰》卦九三爻辞的"艰贞,无咎"、《大壮》卦上六爻辞的"艰则吉"、《大有》卦初九爻辞的"艰则无咎","艰"都当读为"限",其义为限止。而《艮》卦的诸"艮"字,与"限"字同源,当为古今字,所以其音义亦同。以《周易》本经的"艰"字为"艰难"的旧训和以其本字为"暵"、"根"的新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周易》卦爻辭的哲學——以《乾》《坤》兩卦為例

《周易》一書的性質,始終存在着争議。論文通過對《乾》、《坤》兩卦卦爻辭的考釋,說明《乾》卦的主旨,就是主張剛健而不争;《坤》卦的主旨,就是主張柔順而不失爲正。否認其有系統的邏輯,或者只强調其强健或柔順的一面,都是不正確的。《乾》《坤》兩卦儘管有"貞""无咎""吉""利"等所謂"筮辭",但經過周文王父子的"作""演"之後,其内涵已發生了質的巨變,由占筮語言變成了哲學語言。從《周易》其它六十二卦的情况來看,也能得出與《乾》《坤》兩卦一樣的結論。所以,只要解决了訓詁問題,讀懂了《周易》的卦爻辭,就知道《周易》本經是哲理之書而絶非卜筮之書。

《论语·乡党》篇“色斯举矣”新证——兼释帛书《五行》篇的“色然”

帛书《五行》篇的六个"色"字读为"譺",训为"敬",皆文从字顺。可见"色然"本当作"譺然",也就是崇敬的样子。如果读为"然",训为惊恐的样子,上述六句没有一句能读通。而且,从"啬"得声的字,也没有一个有"敬"义的。以此来看《论语·乡党》篇的"色斯举矣","色"读为""显然不如读为"疑"。

澄清当下流行的民主观念误区

最近发生在泰国、乌克兰等国的政治动荡,以及此前"阿拉伯之春"不尽人意的效果,让很多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少了一份浪漫,多了一份现实。应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理解"民主"这个概念时存在着深刻的误区;很多人变成民主的坚定拥护者,恰恰也是由于掉入误区所致。本文试图通过揭示民主的价值维度和其制度维度之间的张力,来进一步澄清当下流行的民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长期以来围绕儒学与民主关系的种种争论所存在的理论局限。

帛书《易传》成书问题新探

帛书《易传》整体形成在秦代《挟书律》施行之前,帛书《易传》的散乱期和《挟书律》的施行期基本重合,帛书的整理期在《挟书律》废除到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之间。帛本《易传》中《说卦》前三章的归属问题,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先后关系问题,帛书《易传》的成书时间问题,都可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理的解释。

《荀子·天论》篇“大天而思之”章新诠

荀子固然反对"大天而思之",反对"从天而颂之",反对"望时而待之",反对"因物而多之",反对"思物而物之",反对"错人而思天",但他并不主张"勘天",并不主张"征服自然",并不主张"人定胜天"。荀子所主张的是"物畜而材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荀子所谓"有物之所以成",就是无望于天而有专于人;其所谓"制天命",实质就是"人成天生"。

荀子之字非“卿”考

荀子名况,又称孙卿或荀卿,近代学者多以为"卿"是荀子的字。本文疏理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典籍中记载的荀子的名字材料,通过分析前人对名字相为表里的认识,在考察"况"、"卿"的字义关系,以及先秦、秦汉时期有关称呼变化的基础上,认为荀子的字由于文献不足,已不可知,"卿"只是其尊称。

曾国藩治《易》考

本文对曾国藩治《易》活动进行系统考察,属于曾国藩易学思想研究的奠基工作。首先扩大了文献材料的选择范围,将这些材料分类处理、概括,按曾国藩生平活动的时间顺序编制成"曾国藩治《易》活动年表"。在此基础上,以曾国藩七次大规模或系统的读易活动为主线,系联曾氏相关学术活动或事件,将曾国藩治《易》活动归纳为五大阶段,并归纳概括出这五大阶段曾国藩治易的特点。通过对曾国藩治易活动的系统考察,认为易象问题是曾国藩易学思想的特质,它不同于一般易学的象数问题,而是曾国藩一生追求义理、文境、道义之间相融相生的栖息地。这是今后曾国藩易学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