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关于重写文学史之我见

重写文学史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最先是由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学者提出来的。1988年到1989年间《上海文论》曾出专刊“重写文学史”进行讨论，此后“重写文学史”这一论题的影响很快超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波及到古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中国文学的历史书写，至少可以追溯到钟嵘的《诗品序》，但是最早用现代方法来思考和编写中国文学历史的则是英国人翟理士和日本人链川种郎、古城贞吉等人，中国人最早编写文学史一般则认为始于林传甲氏的《中国文学史》。

陆游《避暑漫抄》系伪书考

题为陆游纂抄的《避暑漫抄》,自明陆楫所编《古今说海》刊布以来,历代学人皆以之为陆游的著作而加以引证研究,且迄今已有《全宋笔记》、《陆游全集校注》两种整理本。论文通过以《避暑漫抄》引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一条材料为切口,论证《四朝闻见录》成书于陆游身后,陆游不可能纂抄及此,并进而对《避暑漫抄》全书的文献来源进行了调查,考明全书28则材料中有24则见于传世的唐宋笔记,《避暑漫抄》基本不改动地进行抄录,只是标注出处时以假乱真,或杜撰子虚乌有的书名。《避暑漫抄》实际是明人编纂的丛脞之书,为炫声价而伪托陆游,作伪者以陆楫的可能性为最大。然而书中史料非假造,所载"宋太祖誓碑"一事,极有可能也有宋代笔记文献的依据,可以作为一条宋代的真史料来引证。

文献学与文学研究结合

世间学问包罗万象,治学门径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文献,离不开古人所谓治书之学,今人所谓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汗牛充栋,内容地负海涵,治理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疆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本刊专设有"文献与考辨"栏目,其故亦正在于此。重视文献是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也是清华大学文科的优秀传统。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授课时提出取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材料互证,主要谈的就是运用文献的方法,体现的是对文献的重视。为继承和光大这一优秀的学术传统,清华大学于2008年4月成立"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由中文系教授、中华书局原总编辑、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文史研究的傅璇琮先生担任主任,聘请校内外专家10余人担任研究员。顾秉林校长在中心成立仪式上强调,中心的成立是清华大学继续全面推进文科建设、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举措。为此,本刊约请中心部分研究员撰写了一组文章,或通过对具体文献的释读纠谬说明文献学的重要性,或分析传统古典文献学的当代新内涵,或介绍中心近期文献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项目,或思考整理古籍和继承传统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正体现了中心主任傅璇琮先生在成立仪式上提出的三点希望:视野开阔,沟通古今,对中华历史文化既有强烈而深沉的情怀,又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现特予刊发,以飨读者。

《翁批杜诗》对杜诗异文的考辨

杜诗文本流传至清代,已经携有了大量的异文。翁方纲出于"考定而成一正本"的目的,在《翁批杜诗》手稿中对杜诗异文的辨正作了颇有深度的努力。为推求杜诗异文何者为正,翁方纲征引了45种直接或间接的四部文献,并运用分析行布、考证出处、辨明声韵、推求正字及主观判断诸方法,以眉批、夹签或子注的形式,将其研究过程及成果记录了下来。这一新刊布于2011年的文献资料,对于当代杜诗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尚书·金縢》中的“穆卜”

《尚书·金縢》中提到的"穆卜"是周初一种特殊的占卜方式。这种占卜成王以后便不再进行。它的具体内涵虽已不可确考,但仍可根据《金縢》推断其大致情况。清华简《金縢》的文本虽然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但在此问题上不能提供反证,反而说明战国时人已不理解"穆卜"的确切含义。

清董正國《南墩詩稿》

董正國爲清初寧波地區的著名學者,其詩集《南墩詩稿》舊藏上海圖書館,有著錄。本文據所見之本加以辨正考析,知此本即上海圖書館藏本,確爲孤本,然實爲抄本重裝本而非稿本,各家著錄細節亦多誤。通過此詩集還可考得董正國之生卒年,亦可見當時寧波、紹興二地的文化交流。詩集所存之評語,可體現當時浙東的務實文風。

关于木斋的探索——从《曲词发生史》两序说起

近年来，木斋的几部学术著作源源不断问世：先是2008年中华书局的《宋词体演变史》，2009年人民版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随后，便是这本颇受学界关注并欲热切讨论的《曲词发生史》。《中国韵文学刊》为此开辟专栏，笔者被邀请为主持，允有一席之地，先发浅见，抛砖引玉，诚为幸事。很多年来的学术评论，大多流于形式，徒有书评，而不见思想的交锋，木斋的词体起源和五言诗起源两大研究，由于反思力度大，学术价值高，争论空间大，引发争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希望，各种不同意见的学者，都能各抒己见，通过探讨、论辩，将文学史这两大疑案的研究，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再谈关于木斋的探索——从《曲词发生史绪论》说起

木斋《曲词发生史》出版将近一年时光,继《中国韵文学刊》为此开办专栏之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也再次以此为中心约稿进行笔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两年前曾以木斋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为缘起,探讨了有关＂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在此专栏上,拜读过台湾学者陈怡良教授以及南开学者宁稼雨先生的大作,颇受教益,我也曾发表了个人之浅见。木斋似乎并非主流意义上的权威学者,之所以多家刊物以及海峡两岸众多学者愿意拨冗参加，正说明了木斋所提出的诸多创新见解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以木斋的两大研究作为突破口，将多年来提倡的“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引向更为深入，更为广阔的领域，无疑，其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的责编再次来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感到责无旁贷，愿意再次略陈浅见，以抛砖引玉。总体来看，木斋《曲词发生史》，共计十一章，连同《绪论》，实为十二个部分，此十二个部分，环环相扣，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曲词的起源发生过程，以时间为次序，以音乐史、乐府史、声乐史、曲词史为对象，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地阐述出来。木斋所论述的这一过程，不仅观点新颖，合情合理，在文献资料方面，旁征博引，有跨越学科的广度，研究领域涉及魏晋到盛唐的音乐史、乐府史、声诗史、近体诗形成史、唐五代的曲词史，就音乐史内部，又分别研究了清乐史（从建安曹魏的清商乐，到江南梁陈的清乐，再到唐玄宗时代的法曲清乐），燕乐史（主要是从北魏的胡乐燕乐，到隋炀帝和初唐的分部乐，即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研究了唐代乐舞制度的变革史，论证了唐代乐舞制度，在天宝之前，是一部禁断史，严格禁止地方州刺史享用音乐歌舞这一文艺消费形式，从根本上论证阐发了曲词在盛唐之前不可能产生于地方，更不可能由民间自发产生这一命题。在《曲词发生史》中，几乎是每一个章节，都有创新的命题，都有创新的论证，也都有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的强有力佐证。同时，全书上钩下连，纵横捭阖，构成一个逻辑紧密的曲词发生史的起源发生过程。现仅仅例举该作《绪论》中的两点谈谈我的思考：首先，关于词的界说。．

式范学林 嘉惠读者——评张圣洁主编的《蒙学十三经》

《蒙学十三经》的隆重出版,使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不太受重视的蒙学部分大放光彩。这是教育界的幸事,更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说蒙学＂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不太受重视＂,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蒙学读物百年以来始终处在＂大家不愿做,小家做不来＂的尴尬局面中。而在古代社会,对于启蒙教育的重视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试看那些蒙学经典教材，无不出自文章大家、字界巨擘之手。比如家喻户晓的《三字经》，世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所著。王应麟为学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不但是当时的大学问家，而且是杰出的儿童启蒙教育家。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他写了很多蒙学读物，如《小学讽咏》、《蒙训》、《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等。明代文学家、吏部尚书赵南星和清朝学者王相均为《三字经》作注。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有百之三四”。再如，《千字文》作者周兴嗣（469—521）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大学问家，因擅长碑碣铭檄等文体而深受梁武帝萧衍的器重，为皇室撰写文稿。《千家诗》是由宋代谢枋得《重定千家诗》（均为七言律诗）和明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谢枋得（1226-1289），南宋宝萜四年（1256年）与文天祥为同科进士。宋亡，他坚辞元朝的征召，在大都（今北京）绝食而死。其诗文豪迈奇绝，自成一家。王相，清初学者，编辑和注释过多部启蒙书籍，著有《三字经训诂》、《百家姓考略》等，所编《女四书》为当时女子必读教科书。

繼往開來 創新學術

20世紀以來,我國古典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古典文化研究重要組成部分的子學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本次會議,以'新子學'為題,頗有創新性,這對新時期的子學研究與傳統文化研究有進一步的推動意義。近年來,我與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的接觸頗多。

《子藏》:一座宏大的子學經典庫——有感於《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的出版

2010年3月27至28日,我應邀參加並主持了華東師範大學舉行的《子藏》論證會,與陳鼓應、卿希泰、陸永品、許抗生、王水照、蕭漢明、趙逵夫等先生共同為超大型文獻整理項目《子藏》工程的啟動獻言獻策。論證會開得很成功,主辦方準備得充分、認真,各位專家暢所欲言。會上,形成了《子藏》論證決議書,一致認為《子藏》編纂'不僅是對現有古籍的再生性保護,而且有助於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華傳統文化','《子藏》編纂工程可以成為國家重大學術文化項目,表明盛世修藏,功莫大焉'。時隔一年半的時間,《子藏》的首批成果——'《莊子》卷'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發行了。該卷共收歷代《莊子》版本及相關研究性著作302種,精裝16開162冊,可謂煌煌巨著。驚喜之餘,亦感佩《子藏》項目組前期資料準備之充分,日常工作之勤奮。我主要是研究唐宋文學和文獻目錄學,沒有專門研究過“子”。當時在《子藏》論證會上聽了華東師範大學方面的介紹,即覺得從文獻的角度看,《子藏》亦足以傳世。今得見其具體成果,更堅定了我的看法。

古籍整理與中華文化傳承創新——在“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子藏》應該說是新世紀一個極大型的學術工程,文化學術界已有高度評價,認為這在學術傳承乃至整個社會生活中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進入21世紀,古籍整理確已進入了新階段,許多大型類書、叢書如《續修四庫全書》、《中華再造善本》等工程相繼啟動。

尋本溯源 撮要擷精——評方勇教授《莊子纂要》

2012年4月5日,我應邀到上海參加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辦的'先秦諸子暨《子藏》學術研討會',看到了方勇教授所撰《莊子纂要》八册(共400萬字),洋洋大觀,讓我又喫了一驚。近幾年來,方勇教授的專著《莊子學史》、主編的《子藏·道家部·莊子卷》先後面世,對莊學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莊子纂要》的出版,也必將嘉惠學林。

《续诗苑英华》考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辨两《唐志》、《通志》等典籍著录《续诗苑英华》集名、卷数及其编撰人名称等之谬误;据《续高僧传》等典籍考证慧净生平;据刘孝孙所为之序等探讨《续诗苑英华》的选学观、选编内容及特点;据慧净与唐初史家、四杰、陈子昂等比较,分析慧净对魏晋六朝及唐初诗风的认识,探讨其诗学观之价值;据释玄鉴《续古今诗集》、孟利贞《续文选》等大量续集的产生等文学现象以及慧净之特殊身份,探讨慧净与《续诗苑英华》对唐人选编唐代诗歌总集及唐代文学的影响。

从《玉台后集》到《瑶池新咏》——论唐总集编纂对女性诗什的接受

唐人编选诗文总集,散佚甚多。今可考选女性诗者五种。从《玉台后集》到《中兴间气集》,可知选诗家对女性诗态度的转变;《又玄集》与《才调集》表明选诗家对女性诗什的接受趋向自觉;《瑶池新咏》标志着选诗家对女性诗完全自觉的审美认同。据唐代总集编纂者对女性诗的接受,可以探察其编选女性诗的心态及其演变历程,展示一个时代的诗学意义。

论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

建安五言诗和十九首、苏李诗等,共同实现了由两汉诗歌单音词为主体向双音词为主体的转型。汉魏诗歌的语言演变史,证明了十九首、苏李诗等"古诗"是建安之后的产物,并且主要与曹植为中心的诗人群体有关。

《唐诗纪事校笺》掇误

南宋前期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是唐诗研究极有文献价值的丰硕之作。王仲镛先生的《唐诗纪事校笺》用力甚勤,出版后广被采用,很受研究者注意。但该著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必要再次作全面的笺证工作。现就平日积累的笔录札记,撰为一文,供学界参考。

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释

一、佚札的发现 梁启超的翰札，自《梁启超全集》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出版以后，续有新资料面世，①迄今尚未有完整的汇辑本。就目前已刊布梁启超书信的情况来看，大多属民国时期所作，而维新变法前后梁启超的翰札往来，

和刻本《真山民诗集》考

《真山民诗集》的最初版刻为元大德丙午董师谦序刊本,该本在中土久已亡佚,却在日本得以流传。文化九年泉泽充据以重雕,并补辑佚诗,是为和刻本。和刻本与《全宋诗》所凭据的中土明潘刻本、《四库全书》录知不足斋抄本、祝刻本非同一系统版本,且留存了《真山民诗集》最初结集的形态。本书卷首董师谦序为《全元文》所失收,可据以否定清人所疑真山民系真德秀后裔这一问题,并可据文中举篇摘句推考元大德本在和刻本付梓前古体诗部分已有散佚。通过和刻本与《全宋诗》相比勘,可知和刻本所收真山民诗文字优于明潘刻本以降各版本,并可辑得《全宋诗》失收真山民诗43首。新辑佚诗有助于考证真山民的生平、交游及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