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以清华大学哲学学堂班为例

清华大学“学堂培养计划”哲学班是清华大学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要求,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下创办的专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而服务的教学单位。围绕培养目标,哲学学堂班发扬“从游”传统,紧密师生联系,弘扬学术优良传统。在教学和科研训练上并重,广泛开设前沿课程和专题讲座,介绍学界最新潮流脉动、积极鼓励学生关注前沿和创新求进的学术科研课题。同时,学堂班通过建立多元评价标准,鼓励跨学科交叉,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通过这些举措,哲学学堂班形成了一套兼具传统与现代学术优长、教学授课与科研训练并重、知识背景和评价标准丰富多元的具有清华特色的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广文

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文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性？邹广文（以下简称＂邹＂）：文化对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文化构成了人和自然区别的标志,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第二自然＂的形成,本身就有着和原始的第一自然的冲突性。所以说人们走出自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从人类走出自然的那天起,就＂悲喜交加＂：人的文化越突飞猛进,人和自然的对立越从潜在走向现实。

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聘任仪式上的致辞

2017年10月10日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奥特弗利德·赫费(Prof.Dr.Dr.h.c.mult.Otfried Hffe)受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赫费教授,1943年生,以在伦理学、法哲学、国家哲学方面的系统性建树和对于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阐释而知名。他最新的著作为:Kritik der Freiheit(《对自由的批判》),2015年,Beck出版社;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政治思想史》),2016年,Beck出版社。他的十余部作品已经翻译为或正在翻译为中文。赫费教授是清华有史以来第66位名誉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哲学系聘任的第1位名誉教授。在聘任仪式上,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向赫费教授颁发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聘书并致辞。万教授富有激情地全英文脱稿演说,向在座师生讲述了清华人文的历史及发展现状,展现了老清华人文的深厚底蕴以及新清华人文复兴的创业艰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万教授表示,聘请赫费教授担任哲学系名誉教授,对于加强哲学系的国际交流、提升人文学院的国际化水平,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希望未来有更多具有世界声誉的学者参与到清华'更人文'、'更国际'、'更创新'的洪流中来。赫费教授在答谢致辞中总结了自己哲学研究的方法与旨趣。他引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每一个人,无论其所属的民族和时代,都在本性上追求知识。在亚里士多德这位'哲学家中的大师'(但丁语)身上,赫费欣赏并学习其治学的宽容:让各种立场充分表明自己的合理性,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而在近代和现代哲学家中,他以康德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康德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和转折点,提出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思想'的启蒙概念。清华哲学系系主任黄裕生教授以《我们的荣幸与期待》为题致辞。德国哲学历来不仅以追求真理为事业,要为科学奠定基础,也以追求自由并捍卫自由为使命。对自由的深度觉悟、对整体与绝对的关切,使得德国哲学以自己特有的系统性与综合性一直保持着对语言之外、逻辑之外、经验之外的关注。德国哲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对中国思想者有持久的吸引力。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中国人更多的不是靠宗教,而是靠思想去面对世界、去打开未来的希望。他称赞赫费教授论域开阔,将英语哲学与德国的哲学传统结合在一起。他期待着德国哲学与中国思想携手走向未来,期待哲学保持其多样性的本性。这里刊发的是赫费教授和黄裕生教授在聘任仪式上的致辞,分别见本篇文章和下一篇文章。

弗雷格为什么是重要的——访清华大学王路教授

一、以文本的方式进入学术研究 郑伟平（以下简称“郑”）：您这次来厦门大学讲学，我注意到不论是课程、讲座，您都提到了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弗雷格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文革”历史研究中档案、记忆与口述的关系问题刍议——以清华大学“文革”史为例

本文根据笔者研究清华大学＂文革＂历史的体会,尤其是查阅清华大学＂文革＂档案的经历和采访有关清华＂文革＂当事人的经验,阐述了看待＂文革＂历史档案所应具有的态度,强调了评价＂文革＂记忆所应具备的方法,论证了梳理＂文革＂口述所应坚持的取向,旨在凸显如何把握＂文革＂档案—记忆—口述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力求开创出＂文革＂研究自身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得益彰的崭新形态。

生态文明的哲学阐释——与美国北德州大学环境哲学学者对话

2015年3月2-14日,我在美国北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简写为UNT）做访问学者。刚到达该校的第二天,该校环境哲学中心主任哈格罗夫（Eugene C.Hargrove）教授领着我和另一位中国学者（南开大学的薛富兴教授）在校园内转了两个多小时,走了好几个部门,拿到了UNT的带有我们头像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就标志我的正式的访问学者身份。北德州大学的排名并不靠前,但它的爵士乐专业是全美最好的,从而也应是全球最好的。

重提一个问题:哲学何以是“第一科学”?

哲学最初之所以被定位为“第一科学”,乃因为它的对象使所有其他科学的对象成为可能而具有优先性。如果说其他科学追问的对象是一个个“是什么”中的那个“什么”,那么,哲学所探究的对象则是使所有“什么”成为“什么”的那个最高者。但是,那个最高者却又不能再“是个什么”,否则它就不是最高者。这提示了哲学真正要面对的对象不是“什么”:不可规定而是作为纯粹否定的一个深渊,或者是一个不可限定的开放性整体,因而是一个不可被概念带出现场的不在场者。哲学要保持为第一科学,不仅要捍卫其科学性,而且要捍卫其超科学性。就哲学在捍卫其超科学性的同时也就是在捍卫人自由存在与自主关系而言,哲学作为第一科学同时就是一种伦理学。这样的哲学本身就具有无权力的权能。

“清华邂逅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研讨会综述

2013年10月18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逻辑学研讨会＂清华邂逅阿姆斯特丹大学＂在甲所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由清华大学的刘奋荣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Sonja Smets具体组织。该会旨在加强清华大学同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和计算机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gic,Language and Computation,以下简写为ILLC）的互动与交流,促进双方在逻辑研究领域的共同发展。

以语言、心灵为对象的佛教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指月:佛教、逻辑与分析哲学》述评

《指月:佛教、逻辑与分析哲学》论文集是西方学界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关于佛教哲学和分析哲学与逻辑学比较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探究佛教的真理观、逻辑思想和心识思想。在佛教的真理观方面,论文集揭示了佛教主张的“真理不可说”的不同理解维度。在佛教逻辑思想方面,论文集指出佛教悖论可以作为真理的组成部分或表述方式。在心识思想方面,论文集指出法称思想是佛教认识论的开端,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加以比较,瑜伽行派的“自证分”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物理主义心识观亦可加以比较。

从朱子、船山看宋明理学意志思想的展开

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解释。船山对这一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朱子的看法一方面混同于佛老的心灵观,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儒家未发之心的道德主宰性,对儒家之心的意志主义特征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船山主张“持志”是《大学》“正心”工夫的主要内容。同时,与朱子相似,船山严格区分“意”“志”,认为志有恒体而“意无恒体”,肯定志对于意的基础地位及其主宰性。不过,船山的志并不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应该肯定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晚明王栋、刘宗周所强调的意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

精神审美学论纲——兼论“审美即道德”与“审美即宗教”问题

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精神学意义上进行的审美活动,另一种是从人之精神性需要或精神欲求出发的审美活动。就人对于世界之存在以及人自身的精神审美而言,它其实是对于两种“精神质料”的审美:“壮美”与“优美”。人类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之产生,就来源于对这两种精神质料的精神审美。优美以及壮美的精神审美机制在于反思判断力之运用。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以精神审美的游戏方式展开的,其中体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人类的精神审美是天道原理与天择原理的统一。人通过精神审美知道人成为精神审美的艺术品之后可以实现“永生”。这种精神审美观对于生活于苦难中的人类来说具有宗教性的“救赎”意义。

理学功夫论的反思

在整体儒学史中,宋明理学所占的时间不算短,其思想特色也颇为明显。比起之前的汉魏六朝或隋唐阶段,或之后的清代儒学,理学家显然拥有更深层的精神生活。清儒常批判“性与天道”是孔子所罕言,理学家却热衷于这一领域,因而造成了对日用伦常的忽略,甚至引发了家国覆亡的悲剧。清儒对理学家的刻板印象显然不合事实,作为历史上存在的理学体系自然有它的限制,凡存在即是体现也是限制,理学也不例外。问题是批判理学之限制性的考据学知识是否有足够的底气。

《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良知学——物的证成或遗忘

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几种人性假设的哲学反思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那些纯粹的人性形上学,而是一些具体学科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它们主要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和“文化人”这五种人性假设。这五种人性假设在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的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片面性和边缘性以及实践中的误导性与偏差性,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

“五”即“五行”——论原始“五”字包含的宗教文化与哲学意蕴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被借用为数字之前的原始"五"之字形、内涵,以及其音、形、意相关字的考察分析,特别是对极具符号意义的"×"的文化定位和意义拓展,挖掘原始"五"字"×"形对于"五行"及相关文化、哲学概念的影响。原始"五"涵盖了"五行"从表到里的诸多方面,展现了"五行"内在交织关联的运动态势以及由此达至的包罗万象之无限变化,这其实也即是"五行"深藏的哲学、宗教等文化意义之所在。

为什么读经典

在中国古今传统中,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有教养的人。要成为有教养的人,接触和阅读经典文献,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经典通常是指经过长期积淀,跨越不同时代,不断被重新审视、解读和诠释的著作。经典需要不断地阅读和独到地解释,才能谈得上历久弥新。经典之所以能够常读常新,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转换,它们仍然能够在新的时代与新的空间中焕发新的含义。真正的经典通常都具有历史长时段的意义。经典文本也是维系每一个文明的命脉所在。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个解读

黑格尔对异化的理解是积极的,而费尔巴哈对异化的理解则是消极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从"对异化的彻底否定"到"对异化的积极肯定"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而且从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来看,它还意味着马克思由此开始了思想转变,走向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