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以清华大学哲学学堂班为例

清华大学“学堂培养计划”哲学班是清华大学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要求,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下创办的专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而服务的教学单位。围绕培养目标,哲学学堂班发扬“从游”传统,紧密师生联系,弘扬学术优良传统。在教学和科研训练上并重,广泛开设前沿课程和专题讲座,介绍学界最新潮流脉动、积极鼓励学生关注前沿和创新求进的学术科研课题。同时,学堂班通过建立多元评价标准,鼓励跨学科交叉,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通过这些举措,哲学学堂班形成了一套兼具传统与现代学术优长、教学授课与科研训练并重、知识背景和评价标准丰富多元的具有清华特色的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重提一个问题:哲学何以是“第一科学”?

哲学最初之所以被定位为“第一科学”,乃因为它的对象使所有其他科学的对象成为可能而具有优先性。如果说其他科学追问的对象是一个个“是什么”中的那个“什么”,那么,哲学所探究的对象则是使所有“什么”成为“什么”的那个最高者。但是,那个最高者却又不能再“是个什么”,否则它就不是最高者。这提示了哲学真正要面对的对象不是“什么”:不可规定而是作为纯粹否定的一个深渊,或者是一个不可限定的开放性整体,因而是一个不可被概念带出现场的不在场者。哲学要保持为第一科学,不仅要捍卫其科学性,而且要捍卫其超科学性。就哲学在捍卫其超科学性的同时也就是在捍卫人自由存在与自主关系而言,哲学作为第一科学同时就是一种伦理学。这样的哲学本身就具有无权力的权能。

从朱子、船山看宋明理学意志思想的展开

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解释。船山对这一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朱子的看法一方面混同于佛老的心灵观,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儒家未发之心的道德主宰性,对儒家之心的意志主义特征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船山主张“持志”是《大学》“正心”工夫的主要内容。同时,与朱子相似,船山严格区分“意”“志”,认为志有恒体而“意无恒体”,肯定志对于意的基础地位及其主宰性。不过,船山的志并不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应该肯定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晚明王栋、刘宗周所强调的意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

精神审美学论纲——兼论“审美即道德”与“审美即宗教”问题

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精神学意义上进行的审美活动,另一种是从人之精神性需要或精神欲求出发的审美活动。就人对于世界之存在以及人自身的精神审美而言,它其实是对于两种“精神质料”的审美:“壮美”与“优美”。人类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之产生,就来源于对这两种精神质料的精神审美。优美以及壮美的精神审美机制在于反思判断力之运用。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以精神审美的游戏方式展开的,其中体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人类的精神审美是天道原理与天择原理的统一。人通过精神审美知道人成为精神审美的艺术品之后可以实现“永生”。这种精神审美观对于生活于苦难中的人类来说具有宗教性的“救赎”意义。

《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几种人性假设的哲学反思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那些纯粹的人性形上学,而是一些具体学科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它们主要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和“文化人”这五种人性假设。这五种人性假设在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的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片面性和边缘性以及实践中的误导性与偏差性,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塞尔的“中文房间争论”及其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JohnR .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 ,认为它是对包括图灵标准在内的已有人工智能标准的挑战。本文继而对“中文房间”模型的逻辑基础问题进行讨论 ,指出基于二值逻辑的二进制计算机系统只能是非智能型的 ,智能计算机系统需要使用除经典二值逻辑以外的更多的逻辑系统和方法。作者给出了多值逻辑理论计算机的一些例子。本文最后指出 ,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应该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新标准。塞尔标准的意义在于 :它说明机器智能是有限度的 ,机器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能。因此 ,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恒久适用的标准。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研究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来看,早期马克思,特别是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止,还是一位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坚定支持者,在解决人的政治异化问题上沿用了黑格尔"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但在接下来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die menschliche Emanzipation)理论,不仅取消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走向了市民社会的一元哲学,而且作为一个事实,自此他再也未回到国家哲学的建构上来。对于马克思而言,曾在其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一极的逐渐"退位"不仅意味着他完成了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他摆脱了黑格尔的控制,走向独立创造新世界观的哲思征程。

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

马克思是否具有文化哲学思想,这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

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

论环境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

环境哲学提出了若干颠覆性的命题,要求重新理解主体性以及主客体的关系,要求承认自然物的内在价值,要求消解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要求通过对自然的敬畏去体认人类的集体堕落。总之,要求现代哲学来一次根本转向。

论中国休闲哲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

中国传统的休闲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个体生命与心灵的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这种休闲哲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正显示出它愈来愈大的作用与魅力。以“天人合一”为依归的中国传统休闲哲学 ,经过创造性转化 ,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的最高价值原理。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沉思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分别讨论了这一哲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七个方面和随之而来的这一哲学“泛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九个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泛意识形态化”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应该高度重视和值得充分研究的一个焦点。

人之“类”规定的意义--评高清海的“类哲学”

高清海提出人之"类"(Gattung)规定的土壤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对他的"类哲学"的考察需要将"类"概念纳入到从费尔巴哈、施蒂纳再到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从这一思想脉络中去说明"类"概念作为人之规定的意义。同时,马克思和高清海的"类"规定的核心,在于从个别性出发去说明与普遍性的统一以及从个体出发去解释"类"的生成,这是他们在人之"类"规定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其中,黑格尔的人的自我形成思想对他们以劳动实践来说明人的本质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高清海的"类哲学"以及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关注。

差异公民资格与正义：艾利斯·马瑞恩·杨政治哲学探微

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中,艾利斯·马瑞恩·杨以其"差异的公民资格"与"差异政治"而独具特色。从对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普遍公民资格的批判出发,她说明了自由主义普遍公民资格如何忽略或至少是回避了差异及差异群体的权利要求。她以差异的公民资格为切入点,揭示出女性主义政治哲学之差异正义的根本理论诉求,这不仅为女性等差异性群体争取自身权利指明了方向,也试图以另外一种新的视角,即公民资格的理论视角,冲击传统意义上普遍主义的正义理解。在当代多元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差异的公民资格和差异平等的正义观照正越来越成为差异性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理论武器,而差异正义的独特理论诉求也正日益成为普遍正义的一种有意义的补充。

关于生态文明与生态哲学的思考

现代性观念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精神,其基本思想是物理主义世界观、独断理性主义知识论、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它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也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辩护,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现代性观念包含严重错误,而现代工业文明则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是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将呼唤新的时代精神。生态哲学将成为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将成为生态文明的灵魂。生态哲学的基本思想是生机论自然观、谦逊理性主义知识论、反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它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放弃穷尽自然奥秘的妄想,发展真正以人为本的科技,保护地球,维护生态健康,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提倡绿色消费,在物质追求方面知足,在德行培养和境界提升方面永远精进。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从《历史·山水·渔樵》说起

2020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联合举办了一场“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对话活动。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为,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汀阳教授等五位学者为与谈人。对话与其说是围绕赵汀阳教授《历史·山水·渔樵》一书展开,不如说是从《历史·山水·渔樵》说开去,更准确地说,对话是聚焦或曰经由“山水”“渔樵”这样极富中国古典思想内涵的意象,来深入探讨文史哲互相注解的方法论和中国的历史哲学。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侯外庐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曾经长期发生重要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