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以清华大学“丝路大篷车课堂”为例

“写在丝绸之路上的大篷车课堂”这一课程在清华大学设置20年,该课程通过探索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路、草原之路、佛教之路等路线,以旅行、阅读并撰写其风土人情等方式鼓励跨文化对话。作为清华大学首批挑战性课堂,“丝路大篷车课堂”是融体验式教学、现场教学、团队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教学为一体的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大篷车课堂”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历史使命。本文通过分析“丝路大篷车”课堂的教学模式和运作机制,旨在为丝路学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为“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新媒体环境下抖音政务号传播要素研究——以全国城管机构抖音政务号为例

以全国城管机构抖音政务号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目前在抖音平台进行官方认证,具有蓝徽标志的全国各地城管机构抖音政务号共217个账号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一手数据的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对全国城管机构抖音政务号的总体特征和传播形态展开了研究。

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及提升路径

国际传播力建设的核心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媒体,围绕着这个核心,国际传播力的影响因素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主流渠道、主流受众、主流信源、议程设置与框架能力,这五个方面同时也是媒体品牌的构成要素。加强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争夺国际传播话语权,增强议程设置和框架能力;善用权威信源,提高我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善用公共外交,促进我国主流媒体的对外交流合作。

国际传播中的宣传模式与抵抗模式

本文试从宣传模式出发,探讨宣传模式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效用及相应的抵抗模式。中国国际新闻传播抵抗模式正在经历着从精英主导向人民抵抗的深刻变化,人民抵抗模式在未来将具有光明的前景。

从国际压力到内生动力:中国气候变化传播策略探究

本文聚焦气候变化议题在我国面临的国家层面非常重视而公众参与不足的现状,分析了气候变化议题在国内没有引发足够的讨论和参与的原因,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分析了增强国内公众参与的气候变化传播策略。

从国家战略高度培养国际传播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的“5·31”重要讲话重塑我国的国际传播观和新闻范式。我国新闻教育亟需从国家战略高度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我国新闻教育需要在国际上争取独立平等地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培养人文叙事“准学者”。与此同时,我国国际新闻教育需要清晰的定位和课程改革。

中国国际维和、救援与联合军演的对外传播

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行动中通过多种途径传播重要事件和动人故事,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军队的良好形象;中国军队对国际救援行动与对外传播活动进行统筹设计、同步推进,达到了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中国军队在联合军演行动中通过多国媒体合作与人际传播,有效引导了国际舆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体关系建设满意度及信赖度现状调查

目的开展媒体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满意度和信赖度调查,为加强疾控机构媒体沟通能力建设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调查问卷和焦点小组座谈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根据对39份有效问卷的统计,10名(10/39)记者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接待媒体和组织采访工作表示满意,27名(69%)记者表示基本满意。焦点小组座谈与问卷调查结果也基本一致。在信赖度方面,参加媒体焦点小组座谈的17位记者全部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信赖。但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体沟通审批程序以及在与新闻事件、商业利益等敏感问题回应方面仍无法很好地满足媒体对时效性的要求。结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致力于保障公众健康的专业机构形象的打造。创新媒体沟通形式,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为媒体创造立体、全方位的媒体采访环境。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媒介素养和媒体沟通能力的教育与培训。

健康传播视角下慢性病防控报道内容分析

目的了解2012年全国疾控系统有关慢性病防治的媒体报道现状。方法利用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舆情监测软件X-GOT,对监测时域内(2012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涉及疾控中心的网络报道进行收集,使用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法,从报道时间、媒体级别、报道体裁、报道倾向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对报道主题进行定性分析。结果 2012年的1264篇报道出现了3个小高峰,分别为5月(14.7%)、8月(14.2%)和11月(11.3%)。从报道体裁来看,64%为消息类报道,30.1%为特稿类,评论性报道仅占4.8%,中央媒体、本地媒体和非本地媒体对新闻报道的体裁选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媒体报道以中立为主,占所有报道的62.7%。有关控烟、营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报道主题最多,分别占总数的29.8%、23.3%和21.6%。34.1%的报道涉及政府举措。结论大众媒体在传播慢性病防治知识和引导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需加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口腔卫生、精神卫生等领域专家与媒体记者的合作,共同推动慢性病防控宣传。

全球社交网络的新闻生态与国际舆论引导

通过对全球社交网络的新闻生态与中国的国际舆论引导进行研究发现,全球社交网络下的新闻生态呈现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新闻的同质化和两极化;互联网新闻真假难辨,失去读者的信任;东西方获取新闻的社交网络呈现差异,西方交换新闻的通讯私密化;传统新闻理论、新闻专业性和新闻道德被颠覆;以社交网络为特征的新闻传播加剧了社会分裂;算法推荐与新闻传播的主观化和封闭化;新闻议题战、舆情战和心理战日趋激烈;社交媒体在重大议题上仍然是西方传统媒体的传声筒。中国可以实施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全球舆论引导战略:建设一个维护国际多极化的舆论空间;建设一个支撑“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形成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全球舆论引导战略;利用中国的人力优势,加大对国际社交网络的影响。

阿尔卑斯归来话传播

科学记者是代表公众利益，还是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如学术界某个流派、某个科研部门或产业部门？为什么要提高公众的科学意识？科技传播学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新闻传播能不能在科学和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科技传播对公众的影响？新媒体传播是否加深了或改变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２００１年２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科技传播大会。本刊特约记者孙静惟日前专访李希光教授，跟他讨论了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后的感想，并回答了上述问题．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研究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高关注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具有其它新闻事件新闻发布达不到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发布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避免相信传言和谣言,进而拥护、支持和配合政府处置危机;有益于媒体在危机事件和公众间发挥正确的桥梁作用,避免恶意炒作,进而站在政府和危机真相的一边引导舆论;有利于政府驾驭舆论,稳定局势,避免危机事件还没有妥善处置,又冒出新的"传播危机",进而迅速、妥善地处置危机。本文从功能、原则、策略、步骤四个维度,对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

从传播模式看21世纪公共外交研究的学术路径

目前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从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两个研究视角切入。这两个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政治属性,掌握公共外交在一个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也比较容易理解公共外交的制度史和机制建设。

网络时代的传播话语体系——两学者的对谈

李:让我们先考察一下网络时代或新媒体时代受众的思维模式。在旧媒体时代,受众对新闻的接收多半是被动的。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对内容的接收几乎完全是主动的和选择性的,受众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主动地选择内容。如果从传统媒体看,北京的电视观众有60个频道、2200家日报供选择,那么,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体能够提供各类信息的主页简直是无穷无尽,用之不竭。人在生活中有一个不变的量:一天拥有24小时的时间。网络时代各种媒体的竞争就是对受众注意力的争夺。

新形势下中国理论的天下传播

长期以来，国内的一些媒体习惯跟着美国精英设置的议题，或被牵着鼻子走，或主动去迎合，不敢主动地在对外宣传中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更多的外宣是花花绿绿、五光十色的浅层次的“国家形象”宣传和推广，很难见到思想层面的中国理论的交流，让人感觉至少在国际传播上，中国外宣界缺乏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奥运会后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变与不变

2008年8月8日至24日,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评估奥运会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个"成功"有几方面的学术判断标准:首先,大多数研究机构会对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和国际舆论对于奥运会的举办评价进行内容上的分析和认定;其次,在判断奥运会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会根据最初设定的国家形象塑造目标,来衡量奥运会中的媒体报道和舆论变化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而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方媒体上代表中国形象的符号变化、报道中国内容的语境变迁,奥运会之后,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变与不变,已经成为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命题。

引导国际新思潮为“一带一路”再全球化服务

当前，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和平民主义（有人将其贬译为“民粹主义”）三大思潮席卷西方国家，这给中国带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整个世界，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当前，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标志着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挫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英国脱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