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文化思想漫谈：“义利之辨”

儒家经济文化思想漫谈：“义利之辨”胡伟希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开篇就讲，＂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段时间以来，孔孟的这些言论很为人们所诟病，以为儒家思想将义与利对立，与现代经济生活格格不入。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下面试...

哲学与跨学科研究

人类学科文化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古希腊为代表,哲学和学科关系较为平衡。第二阶段主要是现代时期,近代科学革命铸就了以专业化、学科化为特质的知识规范和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哲学从原创性、普遍性科学变成了辅助性的科学反思工具。近代学科文化价值并非是永恒有效的,因为它加重了学科冲突危机,而且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和复杂性的大问题。近代学科文化向跨学科文化演变有其历史必然性,跨学科运动是当代学科文化的主流发展趋势。跨学科研究不同于交叉学科研究,后者是在既定学科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前者则是以整体性和复杂性为前提的研究。为赶超世界科学水平,中国有必要将跨学科研究哲学及其方法列为国家科学和教育发展战略。

上博简《关雎》七篇诗论研究

论文考释了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有关《关雎》七篇的记载，指出：《诗论》之“ ”即孔子，简文主要是孔子之论；孔子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 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很难从《诗论》简文里找到毛《序》为子夏所作的直接证据；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强调的是利用，是“反纳”和“喻”。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见

200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内容包括《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其中由29支竹简构成的《孔子诗论》，对于孔子及《诗经》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本刊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联合于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从事古文字、文物考古、古文献、先秦文学史、先秦历史、先秦艺术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共同就《孔子诗论》的整理与内容，及其对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文化史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本刊本着百家争鸣、繁荣学术的精神，从与会专家的论文中选录部分作为一组笔谈发表，以期促进对这批新出版竹书的研究。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 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是两个概念,这二者有什么关系?我提出以下四点供参考.

文明史的研究思路——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

文化史与文明史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中 ,我们获得的启发是 ,文明史研究的主要是文明观念———包括道德伦理、规则常识的建构过程 ,象征着民族的同一化趋向 ,而文化则相反 ,表现了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以宋代中国的历史为例 ,起始的“一道德 ,同风俗”建构起来的“文明” ,才是现在我们说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

儒家诗乐思想初探

本文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传世相关文献联系,辅以《郭店楚墓竹简》相关篇章,探讨儒家诗乐思想源流,分析《毛诗大序》、《乐记》的时代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根据较为可信的传世文献资料,依照古书通例,认为《毛诗大序》、《乐记》为学派著作,成书于战国时期;二者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来源,我们不当以“抄袭”的观点看待二者。

把文字博物馆建成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水准和普及性的文化设施

中国文字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尤其是汉字,千百年来,从甲骨文始,历经演变,承续至今,成为世界上最古老,但依然生机勃勃、迄今还在使用着的文字系统。它以其强大的超方言和文化影响性、独特的构形体系及无与伦比的书法审美内涵,典型地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当中之无愧的文化瑰宝。几千年来,汉字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创建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的构想备受海内外有识之士关注。河南,是甲骨文和古文字资料的主要出土地,也是字圣许慎的故乡。日前,国家文物局已正式批准在安阳建设中国文字博物馆,为语言文字提供一个集中收集、整理、保存和规范化、经典展示的场所。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泽被后人的宏伟事业。建设这一专业性很强的大型文化工程,应当说尚无先例。为此,我们诚邀国家语言文字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就该馆的建设、布展内容等,挥笔畅谈,为馆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提供指导性意见。

摇滚乐与青年文化

摇滚乐与青年文化刘鑫摇滚乐在今天似乎不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它淹没在或溶汇到了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之中。人们甚至不愿意弄清，什么是真正的摇滚。那种对摇滚精神的追索已成为多余。如果撇开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这至少也表明，随着西方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产生这...

传统文化之我见

(1)三十年代我提出“创造的综合”,强调了创造,强调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但讲得还不够具体。八十年代,我重新提出综合创新论,有些问题就想得比较具体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提出中国古代哲学长于辩证思维而缺乏分析思维,我主张既要发展辩证思维,且也要提高分析思维的水平。我提出民族精神的问题,提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谓“创造的综合”主要是一方面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论中国文化的务实精神

半个世纪以前,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说过:“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①中国人以注重“实际事务”而著称于世(恩格斯语),所谓“政事日用”、“工商耕稼”,是中国人全神贯注的所在,是中国人的“国民常性”.这种国民常性使中国人一味地在“有生”即现实的世界里孜孜以求,但对“无验”即超现实的世界不感兴趣。而这,正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务实心理,这种务实心理,正是中国文化的务实精神的生动写照。

孟子的美学思想及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文字、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音乐之美,具有浓厚的东方神韵,受到世界的瞩目。中国艺术之神韵美,与中国传统的美学不可分;而美学与自然哲学又是相联的。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自然哲学 在中国先秦时期,美学已具雏型,概括说有: 一是儒家学派。儒家重现实,以充实为美。孔子提出“里仁为美”(《论语·里仁》),认为邻里有仁德,即是美。孔子所说的美,是道德上完满、和谐之美。荀子则提出:“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荀子·功学》)。既然,“不全”“不粹”不可称之为美,则“完全”、“精粹”

历史上道德与法律兼融思想的考察

法律虽然从道德中分化出来乃至与道德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 ,但是由于两者都属于社会公共规范体系 ,所以在很多方面有交叉点和重叠点。法律的前提和基础离不开道德观念、道德标准 ;对法的解释和实施以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为范围 ;判决、辩护、推理、程序设定等全部过程都与伦理价值观有一定的联系 ;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信度也受道德标准的影响。研究中外历史上法律与道德兼融的思想资料 ,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道德伦理是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所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都不合伦理规范 ,因此 ,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制教育必须与道德伦理教育并行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兼融并用。道德伦理的生命在于知行合一 ,道德伦理首先是对自己言行的约束 ,不是用来对付别人的 ;而个人是否遵守道德伦理 ,需要整个社会的监督。道德强调自觉性 ,道德教育应避免枯燥的说教方式 ,应将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事例 ,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 ,使道德成为可爱可亲的东西 。

孔子思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性格

中国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的入世性格而著称于世。这种性格积淀和形成的过程可谓源远而流长。孔子思想的入世因素,对这种性格的培育起了关键性作用。孔子是一位积极入世的思想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一生予以热切关注的,不是虚无飘渺的来生和神秘莫测的天国,也不是在冥冥之中主宰人间的鬼神和上帝,而是民生的疾苦、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等等,都反映了这位哲人理性的睿智。正如鲁迅先生所评价的:“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

评柏杨的文化史观

●虽然《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问世后,影响甚广,但对包括该书在内的柏杨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科学地分析、讨论,则显得不够充分。崔永东同志在这方面走出了扎实的一步,他较全面、细致地对柏杨先生的文化史观作了剖析、评价,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冯友兰晚年思想与张载哲学

冯友兰先生的思想历程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而应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三阶段。他晚年的哲学思想,已从“理在事外”转变为“理在事中”,也即从唯心转向唯物从理学转向气学,从接着程、朱讲转为接着张载讲。

孔孟对中国文化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影响

孔孟对中国文化的主要理论贡献及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影响刘鄂培中国古代文明以孔子为象征．孔子首创了儒家学派，成为儒家学派的奠基人．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基本思想，并予以发扬光大，使儒家学说进一步完整化、系统化．可以这样说，若无孔子则无鹰学，同时，若无益于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