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财产说之主张

德国在财产罪的法益和财产损失认定问题上,存在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之争。相比较而言,经济的财产说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存在大量的以经济"损失"的大小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罪名,即使存在民法上的债权,只要这种债权的实现显著困难,就应认为已经产生经济上的损害。其他人夺取赃物、违禁品的,应认为占有人存在经济上的损害。不法原因给付的情形,也应认定存在经济上的损害,应作为诈骗罪、侵占罪处理。

撒尼山乡彝人的法律生活

从昆明驱车,我们一行7人不到两小时就到达了石林县城。透过车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极具撒尼彝族风情的建筑物,每一面白色的墙壁上都刻画着彝人生活的场景。自然,最多图画的是反映阿诗玛和阿黑哥爱情故事的。

劳务派遣的实质判定——雇佣与使用相分离的视角

劳务派遣是现代劳务市场中一种典型的临时用工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大致经历了从立法限制到放松管制再到立法调整的转型。《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特别是共享经济下企业用工出现一些新问题,导致实践中名为派遣实质却为直接雇佣,或者名义上不是派遣但事实又属于派遣的用工混乱更为凸现。通过分析当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行政规制的疏漏、司法救济的困境,我们认为对劳务派遣的实质判定的标准主要在于雇佣和使用是否真正相分离,应当将"雇佣与使用相分离"这一标准贯穿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整个过程,实现对弱势劳动者在实质法律关系下的有效保护。

印度的调解:起源与发展

调解是印度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对抗式诉讼程序的建立和世界性的ADR潮流的冲击促成了印度调解的新发展。印度属于立法推动调解发展的国家。

国际投资税收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研究

在以应对能源和环境危机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海外投资者往往面临来自以保护能源或环境或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资源税、环境税、暴利税等税收征收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将加剧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的对决。在传统上,国际投资条约排除税收争议的可仲裁性。但是,自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投资立法和仲裁实践中出现了税收争议仲裁化的趋势。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根据资本输入和输出的国情,通过在投资条约中引入税收仲裁机制达成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特别是税收主权利益的平衡,即在双边税收协定中适当引入强制性仲裁机制的同时,在投资协定中通过合理的制度确立税收争议的可仲裁性。

美国法上的公司僵局处理制度及其启示

公司僵局处理是美国公司法上的一项常见制度。从《美国标准公司法》以及有代表性的州法之规定来看,按照形成公司僵局的公司机关,公司僵局可以分为两类:董事会僵局和股东会僵局。从表面上看,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来自股东或董事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公司的制度安排和闭锁公司的组织形式。为了打破公司僵局,美国公司法中发展出以期待利益落空理论为基础、以法院司法介入为手段的多种解决公司僵局问题的方案。我国应该建立一种以强制股权置换和强制解散公司为主要方式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

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是我国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而又极易混淆的两种结构模式。区分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的基本意义在于准确地适用法律。虽然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适用的法效果是明确的 ,但由于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因此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规避其潜在的风险。

从教派之争到文化战争——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实践

对美国宪法中的确立条款历来有两种解读,严格分离和中立论。自1947年以来,"严格政教分离"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的奠定与美国历史上新教和天主教等其他宗教之间的"教派之争"密不可分,其实质是为了维护新教的文化领导权。但是严格分离原则并不仅仅是教派斗争的产物,还根植于麦迪逊、杰斐逊在建国初年所阐述的对上帝、个人和政府之关系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教争议日趋激烈,严格分离原则也越来越捉襟见肘,其原因在于政教争议从教派之争向文化战争的转变。但这一转变是形式而非实质性的,宗教问题并未被消解为文化问题,因此,自由派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成功。

哈贝马斯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构建--以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作为考察重点

本文通过梳理哈贝马斯对民族国家、后民族结构和欧洲一体化的论述,阐述了哈贝马斯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建构开出的药方,即后民族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并剖析哈贝马斯方案所暗含的前提和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中国统一和国家建构具有的参考意义。

美国公司改革法案述评

美国公司改革法案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上市公司做出规定 ,即加强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以改善公司治理、强化审计的独立性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上述三个方面共同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以维护投资者利益。美国公司法的改革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美国农业贸易调整援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农业贸易调整援助法律制度经历了从例外条款到专门立法、从现金援助到技术援助的发展历程。为了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通过《2009年贸易和全球化调整援助法案》对该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农业贸易调整援助虽然也是一种贸易救济措施,但与传统的"两反一保"措施相比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美国农业贸易调整援助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虽有不足,但修订后的制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减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国农业贸易造成的冲击,我国应结合国情,借鉴美国经验建立起农业贸易调整援助法律制度。

间接正犯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间接正犯之所以是正犯,是因为利用人假他人之手实现了自己的犯罪目的,完全具备正犯的实行行为性。利用人是否成立间接正犯,取决于被利用人是否支配了实行行为。在判断实行行为时不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实行行为存在并不等于犯罪的着手。在判断被利用人是否支配了实行行为时,应以其对实行行为是否有认识、是否受强制以及是否具备主体资格为标准。如果被利用人支配了实行行为,那么利用人只可能成立共犯;反之,则可以认定利用人构成间接正犯。

违反信息义务致损的民事救济——从德国法与英美法之比较展开讨论

违反信息义务可以导致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后果。德国法主要依赖扩张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途径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英美法主要依据侵权法来救济违反信息义务中的受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仿效德国法规定了缔约上过失制度,结合其他制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基本上解决了合同中违反信息义务造成损失的救济问题。但我国现行法对没有交易关系的第三人违反信息义务该如何处理,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在未来立法中是否规定不实表示这一具体侵权行为类型,取决于未来民法典中合同法部分是否保留缔约上过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