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专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杨雪冬教授

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政府的结构、职能和运行方式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快速变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更为明确,措施不断全面具体。《审计观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在政府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知识界呈现出诸多新的张力。在政治学领域，这门学科应当如何发展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议题。围绕着一系列基本原则或重大问题。政治学研究者之间出现了日渐趋深的分化。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体制性整合及其反思

20世纪末,比较政治学界对一些转型国家政权稳固而另一些转型国家政权频繁更迭这一现象表现出浓厚兴趣,学者试图用“体制性整合”来阐释上述现象。本文围绕“体制性整合如何促进政权稳定”这一核心议题,对体制性整合理论进行系统讨论。体制性整合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指过程、手段、策略以及机制等。该理论能够为政权稳定提供较好的解释,但也存在局限,如理论解释与经验事实间不对称,研究视角上忽视国际环境和政党等因素,内在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国际宏观因素和政党,尝试进行案例研究、引入实验法和完善研究设计,这可能是体制性整合理论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

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

实验政治学在探究政治现象之因果关系上有独到价值,其发展反映了政治科学对因果关系探究和经验理论创新的优先价值导向。伴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实验政治学开发出诸如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调查实验、自然实验和政策实验等丰富的工具箱,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选举和议会政治、政治制度、政治传播、集体行动与合作、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回顾实验政治学的演进及其影响,讨论实验政治学在识别因果效应和挖掘因果机制中的独特作用,结合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应用,最终提炼出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应致力于探究中国政治过程、行为、制度等现象中所蕴含之"因果性"的中国路径。

政治学与语言的缠绕

稍微具有一点政治学常识的人,只要一谈论政治,都会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学知识积累稍多一些,且对东西方政治生活方式差异有些了解的人会反驳说,亚里士多德这话只是针对城邦公民而言的,并不包括外邦人和奴隶。

遗忘与发掘:历史记忆与西班牙政治发展

历史记忆关乎一个国家的集体认同,但对于暴力历史的记忆则可能激发人们之间的仇恨,对集体认同构成威胁。西班牙在民主转型初期,通过“遗忘公约”为民主转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在政党竞争、央地关系和民间社会的共同推动下,这种缺乏正义的历史记忆策略在民主巩固之后转向“发掘”,2007年通过的《历史记忆法》使历史记忆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把握好历史记忆与正义之间的平衡,仍考验着西班牙人的政治智慧。

从审慎到科学——霍布斯与国家理性的现代转型

霍布斯是现代早期国家理性思潮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定位的差异背后是关于国家理性的不同理解。人文主义的解释不足以涵盖霍布斯的理论视野,审慎和科学的知识分类才是分析其国家理性观念全貌的重要框架。霍布斯虽然偏好“科学”,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审慎”,二者只不过处于主权权力与统治技艺的不同层面。霍布斯依然继承了审慎式国家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技艺话语。霍布斯国家理性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出发完成科学式国家理性的公共建构,推动国家理性从统治秘术向政治规范的现代转型。

“新型现代国家”: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纲领性概念——读周光辉、彭斌《其命维新》一书有感

“新型现代国家”是周光辉教授近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与彭斌教授合作的《其命维新:中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道路与经验》一书对这个概念作了详尽而系统的分析。“新型现代国家”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政治学者从事自主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为今后持续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穹顶,值得深入讨论。从古今之变、道路之选、中西对照等不同维度对“新型现代国家”何以为“新”进行阐释,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同时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和发展亦具有多重意义。

“新型现代国家”: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纲领性概念

“新型现代国家”这一概念在周光辉和彭斌两位教授合著的《其命维新:中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道路与经验》(以下简称《其命维新》)一书中,承载着很大的理论抱负--作者要做的事情不是套用既有的现代国家理论,而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经验,“提出一种关于新型现代国家建构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命题”。本文的讨论将围绕“新型现代国家”这一概念而展开,想要探究的问题简约至极:新型现代国家“新”在何处?“新”是一个形容词,也是一个比较词。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常言没有讲但同样重要的是,任何比较都是相对的。

数字时代的中国场景:数字化改革的政治意义

四十多年来,浙江一直身居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梯队,各地的创新经验为中央政策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参考样本和鲜活案例。在数字时代,从“最多跑一次”到“数字化改革”,浙江又走在全国前列。近两年,我们分别考察了杭州和金华两地的一些数字化改革成果,对数字化改革的感知从抽象符号转化为亲身体验。在浙江的实践中,能隐约感受到一场正在来临的巨变——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公共治理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利用这次笔谈的机会,谈三点即时的感想。

制度安排、回应性与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以H省政协"微建议"为中心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调动政协委员的履职热情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以H省政协的"微建议"为例,探讨回应性和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政协组织内部、政府和被代表者的正向回应提升了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愿。这一方面丰富了回应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民政协进一步深化改革,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韩非与操作化政治的理论完型

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价值先设的立场审视韩非与法家,因此在民主价值的映照下,韩非被视为专制的设计者与辩护师。作为民主政治的对立面,韩非因之遭到否定。这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思路。在韩非时代,挣脱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这是一种站在今人的民主价值立场上无法理解的政治史事实。以规范与操作替代价值与事实的关联分析框架,可更好理解韩非的操作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敏锐感超迈同时代思想家,让操作化政治在理论上得以完型。但因为韩非未能同时将操作化政治所必需的规范论证凸显出来,故存在弱化规范以凸显操作的限度。而这正是在古典社会中儒家与法家互补的理由,也是在现代处境中,法家政治思想再阐释需要补足的理论缺失。

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特点和类型

"社会组织协商"是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的一个新提法,目前学界对这一新提法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拟对社会组织协商的内涵和特点进行界定,并在综合考察国内外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初步对社会组织协商进行分类。社会组织协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公共议题协商、内部公共事务协商和参与其他渠道协商。尽管推动社会组织就公共议题开展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在现阶段,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各渠道协商创造条件,是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当务之急。

软动员: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社会动员转型

社会动员是现代政党影响社会关系与推动政策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治理方式。20世纪以来,社会动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驱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客观上要求中国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优化社会动员方式,充分运用市场、法治及现代传播手段,提高社会动员的亲和性、灵活性与有效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以政策供给、经济激励和新兴媒体条件下的宣传引导为代表的软动员方式,正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充满潜力的现代治理方式。

现代化的两种方案及其得失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词汇,它既用于界定15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特定状态,又用于展现一种合于人类期望的发展性价值观念,因此成为人类追逐的世间理想。这样的理念,促成了务实改进社会的原生现代化与实现理想目标的批判现代化两种现代化模式。两种方案,都追求社会的发展。相比而言,前者在承认社会总存在不足的前提条件下,尽力寻求财富的增长、福利的改善与公益的增进;后者则认为社会是可以从根本上重建的,因此希望超越具有缺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一并解决物质财富增长、福利提升与人性升华的社会问题。前者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成为可借鉴的社会发展模式;后者所尝试的现代化跃升,常常导致社会进步的曲折发展。这是致力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国家,需要审慎分辨、理性选择的现代化不同进路。

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供给与生产模式及其互动关系

厘清供给与生产以及互动关系对于课后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供给—生产”理论框架下,基于29个省级行政区课后服务政策文本分析发现,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存在政府单一主体供给、政府与家长耦合供给、政府-家长-社会多元复合供给三种主要供给模式,以及学校生产、市场生产、社会生产、集体生产与志愿生产五种生产模式。课后服务供给与生产之间存在资金供给、指定生产、质量监督与人员管理以及接受监督与反馈需求的互动关系,这些互动关系是影响课后服务实施问题的关键点。

社会冲突研究二十年:学术图景、理论动态与视域前瞻

近20年来,国内社会冲突研究大致经历了"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引入、介绍—本土化社会冲突理论探索与尝试—本土化社会冲突理论反思与成熟"3个议题演变阶段。当下和今后国内社会冲突治理之道和研究方向应以制度建设为根本遵循、以法治建设为依托、以大数据治理和协同治理为抓手,推动社会冲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外,还应深入推进本土化研究,挖掘和提炼中国特色治理经验,进而为国际社会冲突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

论文从宏观角度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基本动因是农业税费改革和城乡资源配置关系的逆转。由此,国家权力以项目、下派第一书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等方式全面进入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下渗一方面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村干部行政化现象,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各地在自然村层面寻求新的自治形式。论文区分了行政化的不同类型,将新时期村干部行政化现象归纳为"选择性行政化"。在考察其对村庄治理带来的复杂影响的同时,探索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可能图景。

“内外有别”: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升公众获得感已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获得感的影响机制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实实在在的物质“成果”(即政府施政的结果)来解析公众获得感的差异,然而,系统地考察机会享有(即政治过程的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还鲜有其人。事实上,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公众的政治参与是否影响获得感?具体有何作用?此外,政治参与存在不同类型,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是否完全相同?上述困惑尚未得到学界的系统讨论和实证分析,存在较大的学理探讨空间。鉴于此,论文在具体研究中将政治参与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利用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的混合截面数据,对获得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体制外参与(包括网络参与和线下参与)不论是行为还是意愿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降低公众获得感;相反,体制内参与(基层选举)的行为和意愿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提升公众获得感;另外,公众参与行为和参与意愿对获得感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上存在一致性。论文紧扣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主线,进一步揭示出获得感的影响机制,从过程性视角重塑了对获得感生成逻辑的既有认知。据此,在未来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应更为重视政治参与的作用,不断健全和完善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减少和降低公众试图在体制外寻求参与的行为和意愿。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数据方法对全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全景式分析,考察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及实施的制度逻辑。透过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文探讨了司法渠道在调节国家社会关系时的重要价值。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粘合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非诉行政执行制度为政府与公民的冲突解决设置了“防火墙”,由于司法权的介入,使得国家社会互动中的二元结构转置为以法院为节点的三元结构,法院介入实则是行政执行权力的一次再分配,既监督了行政权力又保障了公民权利,由此防止政民利益冲突泛政治化。借助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司法渠道成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冲突的关键机制,有助于法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