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面驱动的农民城镇化——脸面观视角下农村青年的城镇化动力及策略

基于脸面观的个体动力具有鲜明的内部精神属性,是认识农村青年县城化动力与策略的全新视角与阐释工具。脸面压力驱动的动力机制在于:脸面压力下的排斥力;脸面观念的新型转变;脸面竞争重心的转移。脸面压力形塑的发展策略包括:决策的果断性;行动的策略性;融入的系统性。脸面压力下的策略行动反映了中国城镇化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动力,有利于重新认识农民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能动性。这启发我们,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充分依靠基层农民的民间智慧和自发行动。

信息化的农村减贫效应及区域差异——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信息化的减贫效应机制,进而采用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信息化农村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水平,但是这种减贫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具体来看,信息化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并不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较为显著,对中部地区的农村减贫效应最为强烈。因此,要加大信息和通信技术等产业的创新支持,尤其注重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支持信息化发展方面应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信息化的减贫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者培训的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研究了不同培训方式对农村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培训和个人技能培训均能显著提升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企业培训的收入效应接近于学校正规教育;个人技能培训的收入效应在不同性别、年龄等样本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培训对于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效应不显著,但政府培训可能在农村劳动者就业和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于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应该提高政府培训的质量;另一方面应该鼓励企业和个人培训,对相应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减税和补助激励。

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中小企业发展一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生力军,然而由于中小企业存在规模小、无抵押、无担保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在发展内循环的背景下,利用金融科技的普惠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其数字化转型、提升其融资能力。利用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通过双向固定效应以及工具变量方法,检验了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科技通过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作用路径。研究结论:第一,金融科技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成长,即金融科技发达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小企业的成长速度越快;通过金融科技三个不同维度指数的作用可以进一步表明,金融科技覆盖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支持服务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小企业成长。换言之,中小企业外部环境越好,享受到的金融服务、个性化水平以及便利性越高,外部融资成本越低,中小企业成长性越好。在使用工具变量以及改变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表明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可以稳定存在。第二,通过外界环境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异质性检验后发现,金融科技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以及非国有中小企业更能受到金融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金融科技也是对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有益补充。第三,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后表明,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的渠道对企业成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使用不同的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影响机制依然存在。研究结果支持了金融科技的普惠性,有助于理解在"双循环"新发展战略背景下,金融科技如何在微观层面上畅通要素流动、提升内循环效率。

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慎推进金融开放,首先要对国际金融资本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的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要厘清国际资本“以利润为中心”与我国金融“以人民为中心”的性质差异,坚持稳慎推进和风险可控的原则。

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的偏差何以产生——以地方政府对“网约车”的管理为例

政策制定与执行之间存在偏差通常被认为是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时的偏离或一线行政人员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等原因所造成。学界也有不少个案研究专门探讨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之中的关系,或分析一线行政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现象。然而,当我们把政策制定和执行视为完整的过程来考察时,却发现当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主体一致时,政策执行与政策文本之间的偏离不应被视为对立的表现,而是反映了地方政府政策意图的一个完整过程。为此,我们以地方"网约车"政策为例,测量并解释了全国33个大城市在"网约车"管理上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的偏差程度,指出地方政府在"网约车"管理上"严于制定,宽于执行"的表现,是地方政府为缓解地方治安综合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冲突而有意为之的策略性行为。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最低工资标准、地区环境规制与外资企业撤离

基于2008—2016年中国地级市最低工资和环境规制的数据,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环境规制的提高对外资企业撤离的系统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显著增加了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而环境规制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次,就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率低、创新能力弱、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低的外资企业容易受最低工资标准与环境规制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实证结论,对“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产业企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与企业发展等展开延展性思考。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体系建设

我国已初步建立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和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但仍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其中,养老金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结构不均衡,挑战是财务不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挑战是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基于此,文章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养老金体系提出以结构性改革为主、参量改革为辅的改革思路,重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实现养老金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基础建设的完善之路,也提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养老产业发展,完善养老服务监管体系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