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推动产业创新机制的比较研究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随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组织创新而获得长效发展,都对推进技术产业化和提升产业技术能力起了重要作用。不同点在于,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不断沿着创新链条进行角色转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则始终具有清晰的功能定位,同时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二者的演变对创新中国内地新型产业技术研发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需要政府的扶持,又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在于大学知识创新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有效对接,进行协同创新。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作为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面向纽约州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纳米技术的发展,在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进行创新,与产业界开展协同创新,取得了卓越成效。分析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协同创新模式,为我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协同创新提供经验借鉴。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问题研究评述

本文基于科学素养内涵和功能的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我国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现状与问题、提升对策等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要在基于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需求的新背景下,加强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对决策的行为逻辑和实施过程等影响的理论和案例研究。

多样性的研究与多元的立场——科学史家刘兵教授访谈录

刘兵教授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十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与艺术专业委员会(筹)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综合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史、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研究,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等12本专著,《刘兵自选集》等8本个人文集,《超导史话》等6本科普著作,《正直者的困境》等7本译著,主编《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套丛书,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五十余篇,其他报刊文章四百余篇,在科学编史学、一阶科学技术史、科学传播和科学文化研究多个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体现出独特的学术理念和人文社会学者的社会关怀.

工业技术研究院推动产业创新的机理分析

工业技术研究院在推动产业创新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大致可总结为杠杆作用、桥梁作用、填平死亡之谷的作用、完善创新体系的作用、抢抓机会窗口作用等。不同工研院的特色不同,综观世界上绩效显著的工研院,它们有着诸多共性。中国目前既需要建立功能完善的工研院,也需要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形成长效发展机制。

从视觉科学史看科学与艺术的同源性和同质性

通过对近几十年的视觉科学史中关于科学图像的研究进行回顾,提出现代科学与艺术在历史上具有深刻的同源性,在认知模式上具有深刻的同质性。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现代科学与艺术的共同起源,而科学与艺术对事物进行观察、描述(描绘)1和解释的共同旨趣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直到一百多年前才出现了科学与艺术相互分裂的现象。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指标体系及其启示

本文详细评述"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考察分析了中国大学的学科在QS排名中的分布和特点,进而借鉴QS学科评估以及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体系,尝试提出了我国"世界一流学科"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其涵盖学术声誉、就业声誉、科研评价、社会影响。

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我国正规科学教育与科普工作的理想开展?

我们一直为对抗应试教育而做出各种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最终还是在强大的应试教育的实践中败下阵来。这种局面显然并非仅仅通过具体的对应措施就能扭转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发展科技政策学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在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必然涉及到众多新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科技决策必须坚持科学化和民主化原则。科技政策学在美国的兴起,是美国追求科技政策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科技政策学是交叉学科研究,具有多种研究进路。科技政策学已经引进到中国,并已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研究成果。中国特色的科技政策学研究,一方面要为科技体制改革、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科学史与相对主义

科学史与相对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对于理解和研究科学史而言非常重要的编史学问题。从历史的本性、从一般性的科学编史学理论,以及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的案例讨论,可以得出结论:相对主义这种哲学立场与科学史的研究是一致的,甚至是不可回避的。

国际科技博物馆和科学中心的发展阶段、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对科技博物馆和科学中心进行了界定和分类,简要评述了其四个发展阶段及十个发展趋势,并提出对我国科技馆发展的启示.

刍议恩格斯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长期以来,"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作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的"标准"答案一直广为流传。通过对中、英、德不同版本《自然辩证法》原著的考察发现:"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这一定语并非源自恩格斯原文,而是中国老一辈学者在编译过程中加入的。本文从恩格斯"三大发现"提出的动机和意义入手,分析、论证这一提法的目的在于引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而不是要从自然科学史意义上来梳理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此,去理解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手稿的评价,并指出当代青年学者对待经典应有的态度。

科学史前辈许良英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

许良英先生是国内科学史领域的先驱学者,其曲折的生平和重要的学术贡献,值得人们关注,他的学术遗产,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与学术财富。本文对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总结。

对门户网站女性频道中的科学传播分析

性别视角与科学传播的视角都是传播学研究中经常借鉴的理论研究角度。女性频道中关于科学传播的视角并不明确,从对女性频道内容分析中看出,科学作为强化女性弱势的工具,成功地起到了使女性认同其价值观的效果,女性作为双重受害者,对安逸的认同巩固了其被动的地位。科学内容的运用仍是为传统的意识对象服务,加剧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科学的传播如何提高女性科学素养,选取哪些适合女性的科学知识,仍是网络媒体和社会大众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讨论科学究竟是什么--兼评《什么是科学》

对"什么是科学"这个话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当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时会发现,没有唯一的结论。

《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的编史学意义——兼论夏平有关科学史学科的“过度专业化”概念

《自然之死》一书自出版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一直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环境史两方面。科学史领域忽视了该书对"科学革命"的重构。该书以女性主义立场对科学编史学的修正,即对作为狭义科学编史学核心议题的科学革命及其连带科学观的重塑,应该被重新评估。此外,还有必要由《自然之死》一书在科学史领域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即学科"过度专业化"现象,延伸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

国外政府开放数据的比较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放数据兼具商业价值和社会效应,受到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政府开放数据程度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以美国为代表,发达国家先后将开放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本文通过对典型国家开放数据的举措进行比较,总结其先进经验,指出我国应建立保障开放数据的政策法规体系,引导开放数据应用为社会民生服务,鼓励数据开放的大众创业,搭建政府数据共享统一门户。

制约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两个深层原因

焦点：我国基础研究受制约,应该关注两个深层的问题：一是我们从一开始引进西方科学就与之伴随着的功利心态;二是管理者同样基于功利目标,因政绩等方面的考虑而对基础研究的＂规划＂和干预。只有解决了深层的制约,基础研究才能顺利开展。

方世南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述评

方世南教授用三十多年时间致力于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促进和引领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发展,其主要贡献包括: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较早提出了终止不科学的发展观而走向科学发展观的观点,阐述了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语境中的生态权益和生态民主思想,提出了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和生态环境健康安全型"四型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论述了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等新兴学科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梳理方世南教授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学者对生态问题的见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绿色发展的重大价值。

科学传播的科学——科学传播研究的新阶段

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主要依托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学术背景,侧重于考察和反思科学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科学传播研究经历了30年发展后,原来忽略这一领域的传播学研究者,正在以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基础,推动科学传播的科学化。这些学者考察了人类接受科学信息的心理机制、科学政治化对人们掌握科学的影响、价值和信任在公众接受科学知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测度、以及基于实证研究的科学传播解决方案。科学传播的科学对于走向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科学传播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