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吴金希：中国企业文化面临的三大挑战

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在未来30年将面临三大瓶颈和挑战。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处理好了会获得很快的发展，处理不好可能会遭受挫折。

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建与科学研究刍议

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形成期,大学研究院的成立之于科学研究体制化和高等教育迈向研究层次具有双重意义。通过考察“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建历程,及其在国民政府《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出台前后相关的制度探索,进而聚焦抗战前理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与派遣留学制度之间的关系,透过清华大学研究院的个案,初识大学研究院之于20世纪中国实践“学术独立”与“科学救国”的意义。

论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两个宏观必要条件——适度的科技投入规模和有序的公平竞争

通过借鉴OECD国家的经验及美国与欧盟的比较,阐述了适度的科技投入规模和有序的公平竞争是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两个宏观必要条件,指出我国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而提出政策建议。

省际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中央财政支持方式研究

省际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财政支持方式需要探索。本文从科技公共服务的视角,借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地方科技平台和欧盟技术平台经验,认为中央财政是支持省际平台运行发展的主导力量,而项目支持、运行经费后补贴以及"创新券"的财政支持方式对其具有可行性。

区域科技投入指南的文本格式研究

编制科技投入指南是科技管理的核心环节。通过对学术指南、行业指南与区域科技投入指南文本格式的比较,分析了不同省市区域科技投入指南的文本格式特征及其存在的共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夯实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社会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当代国家发展、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目前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还存在不足。在当代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世界竞争格局复杂多变、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形势下,究竟应该如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人们通常用“国家队”、国家意志、国家使命等概念来描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调自上而下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规划、组织和布局,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制度变迁视角下科技资源共享的实践路径研究

科技资源共享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内涵、功能、模式等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种演变主要体现为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科技体制变迁及科技资源共享实践,分三个阶段分析科技资源共享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科技资源共享目前面临的问题与矛盾,进而提出解决思路。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低碳技术创新及其社会建构

低碳技术创新成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助推器,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低碳技术创新的动力、特征和功能、价值取向等层面具有内在的社会建构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低碳技术创新社会建构的途径主要包括强化低碳技术创新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性整合;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价值规范的社会制度整合;构建低碳的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为低碳创新提供社会支撑。

中国低碳物流金融支持模型研究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改进物流体系,通过发展低碳物流来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物流技术创新与低碳金融服务成为新的投资机会和经济增长点。低碳物流金融支持模型主要包括低碳政策扶持、低碳法律制度、低碳资金供给、低碳信用担保、低碳中介服务等支持体系。加强低碳物流金融支持要求我们树立低碳物流金融服务理念,构建低碳物流金融政策引导体系;完善低碳物流金融服务信息系统,加强金融信息整合与知识共享;开展低碳物流保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提高低碳物流竞争力;构建低碳物流动态联盟,创新低碳物流融通仓模式;发展低碳物流绿色信贷业务,积极开办清洁发展机制金融服务。

OECD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及其意义——从理论走向政策

"从理论走向政策"是创新系统研究的重要趋势。本文以OECD"国家创新系统项目"为案例,分析该研究如何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研究走向政策研究。并探讨了这种研究对我国创新系统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借鉴意义。

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结构-功能模型研究

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构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区域响应机制。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结构可以从构成要素和网络结构两种视角进行分析,并构建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互动关联模型。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结构-功能模型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构建低碳知识生产机制、低碳创新学习与服务机制、低碳创新信任与宣传机制等。

基于节能减排的区域低碳创新系统协同激励模型研究

诠释了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内涵;指出,区域低碳创新系统需要从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层面构建区域低碳创新系统的协同激励机制,并从技术、制度、文化等层面提出了激励低碳创新的对策。

R&D投入、经济增长与科技管理

运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阐释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如何受到R&D投入及其商业化相互作用的控制,并以1980年美国《贝-多尔法案》为例证,分析了政府通过制定科技规划、改变市场条件等科技管理手段提高R&D收益(产出弹性),对弥补技术市场失灵、推动技术转移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区域科技投入指南与科技资源整合机制——以北京市为例

科技资源整合对于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科技资源要素与外部环境的角度,以北京为例分析了现阶段区域科技资源整合的可行性及其整合模式与实现途径,并提出了整合科技资源的相关政策建议。

政策范式的社会形塑——以《美国竞争法》为例

通过对政策范式的理论回顾和分析,设定"国家主义-民主主义"与"战争-和平"思维两个维度及其衍生的四种模式,并以此为理论工具对《美国竞争法》的社会形塑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法案的成功出台,代表着科技政策方面国家主义"危机动员"模式的延续,而教育政策方面从"民权推动型"转向"民生推动型"则包含着妥协的因素;"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维度的分歧作为美国政策范式的最显著特点也会长期延续。通过分析,认为美国对于人才"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理念性分歧在一定时间内会继续存在,而授权法案的性质也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受到困难;同时也引出了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应有的两点关注。

研究诚信的体制化——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及其启示

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愈来愈引起各界关注。在此背景下,研究诚信的体制化显得至关重要。作为应对此类问题的专门机构,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的成立背景、早期发展和主要工作对我国相关领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研究诚信和研究伦理的体制化趋势。

跨国公司与中国大学的R&D合作浅析

R&D国际化的潮流以及中国经济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在华的活动范围和方式逐渐超越了简单的市场行为,开始了在华开展R&D活动。除了在华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进行R&D活动以外,跨国公司更多地同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R&D方面的合作,这是跨国公司在华R&D活动的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本文借助跨国公司R&D全球化战略理论,考察和总结了跨国公司在华开展R&D活动的总体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了跨国公司同中国大学之间的R&D合作状况,并初步探讨了它的特殊性和内在动因。

手机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制约——对中日两国手机使用与社会文化的调查分析

随着手机的不断普及,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对手机的认识发生着变化,还体现在手机在不同社会的使用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规范,更体现在技术发展的制度环境所发生的改变。对此,从技术、社会、文化视角加以分析和解剖,从中揭示"手机与社会"的某种"变数",获得启示,相信会对未来手机技术的发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