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社会工作者心理健康水平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目的了解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社工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2021年11月—2022年3月期间选取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望京、太阳宫、十八里店、孙河5个街道的全部社工为研究对象(社工组),并以该5个街道对应社区医院且具有相同年龄范围的在职一线医护人员(医护组)、社区居民(居民组)为对照人群。社工组、医护组、居民组比例为1∶1∶1。采用问卷星平台,向社工、医护人员、社区居民微信群发放电子问卷展开调查。比较3组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筛查阳性率,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决策树分析社工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回收问卷954份,其中62份不合格予以剔除,最终纳入892份(935%)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其中社工组372份(417%),医护组262份(294%),居民组258份(289%)。社工组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筛查阳性率分别为153%、220%、481%,较医护组(76%、103%、305%)和居民组(70%、85%、295%)明显升高(P均<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家庭负担(OR=180,95%CI:109~296)、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评分(OR=134,95%CI:124~145)是社工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CPSS评分(OR=129,95%CI:120~139)、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评分(OR=096,95%CI:092~100)是社工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有精神疾病家族史(OR=491,95%CI:127~1894)、CPSS评分(OR=120,95%CI:114~127)、SSRS评分(OR=095,95%CI:091~098)是社工睡眠障碍的独立影响因素。决策树分析结果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家庭负担、CPSS评分、SSRS评分是影响社工心理健康的重要变量,其中CPSS评分与社工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均呈强关联。结论在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相较于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社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问题。压力知觉、社会支持为社工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以压力知觉的影响为著。

D型人格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机制: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研究D型人格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方法选择2019年5月至202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内科门诊、神经内科门诊和心理科门诊就诊的208例≥60岁的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抑郁情绪自评量表(PHQ-9)、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D型人格量表(DS14)及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中文版(MINI)进行D型人格特征和抑郁情绪调查。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D型人格特征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抑郁情绪的相关性,若存在相关则进一步采用Process插件分析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在D型人格和抑郁情绪中的中介效应,并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作用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208例研究对象中,D型人格组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是非D型人格组的4.18倍(95%CI 2.01~8.69)。D型人格可直接影响抑郁情绪,直接效应值为3.83(95%CI 1.60~6.06)。D型人格可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调节抑郁情绪,中介效应值为1.92(95%CI 0.97~3.06)。具体来看,中介效应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通过D型人格特征-社会支持-抑郁情绪途径产生中介效应(效应值是0.86,95%CI 0.24~1.73);通过D型人格特征-心理弹性-抑郁情绪途径产生中介效应(效应值是0.81,95%CI 0.19~1.62);通过D型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抑郁情绪途径产生中介效应(效应值是0.25,95%CI 0.05~0.55)。结论D型人格是老年人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D型人格影响抑郁情绪的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直接效应,二是通过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调节抑郁情绪。

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健康管理”模式应用于慢性心血管疾病的价值

目的慢性心血管疾病患者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因此构建一种新型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发病率的健康管理模式在COVID-19流行期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选择2020年10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北方城市共1290例受试者接受干预。利用可穿戴设备和互联网构建区域性医疗平台,采用China-PAR模型评价心血管疾病风险水平,根据风险水平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合理饮食、充分休息、戒烟、限制饮酒、定期运动、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比较干预前和干预后1年China-PAR评分的变化。将ASCVD发病率与China-PAR队列研究的发病率进行比较。结果①China-PAR评分变化:低风险组无显著变化(1.39±1.28 vs.1.37±1.27;P>0.05),中风险组显著降低(6.92±1.42 vs.5.86±1.97;P<0.05),高风险组也显著降低(15.60±6.01 vs.14.00±4.94;P<0.05);②ASCVD事件发病率:ASCVD事件发病率显著低于China-PAR队列研究(低危组为0.76%vs.1.63%,中危组为1.75%vs.4.61%,高危组为3.57%vs.8.74%)。结论新型健康管理模式能有效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ASCVD的发病率。

基于胜任力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心理援助能力建设方案的构建和探索

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心理援助能力亟待加强。本研究从心理援助能力建设的现况和趋势出发,探索构建基于胜任力的、注重互动的、包含评定的闭环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心理援助能力建设方案,并对方案进行试用和完善,取得了积极的评价反馈。建议未来持续深化胜任力模型、加强督导体系建设、完善评估工具来提升能力建设方案的成效,进一步加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人员配备,广泛开展心理急救技能培训,以提供更有效、可及的社区心理援助服务,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区心理健康管理水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风险地区及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心理状况与血压的关联性分析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中风险地区及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心理状况与血压的关联性。方法 2021年1月4日至8日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风险地区及周边的居民及企业单位员工进行心理问卷调查, 采集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吸烟与饮酒史, 既往疾病史), 并进行家庭血压监测。通过Pearson′s χ2检验分别比较不同因素(焦虑、抑郁、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饮酒及合并慢性疾病史)中血压达标与未达标情况, 并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探究血压未达标的独立风险因素。结果无焦虑者占75%(684/912), 焦虑者占25%(228/912)。无抑郁占67%(611/912), 抑郁者占33%(301/912), 同时具有焦虑及抑郁状态者占23%(210/912)。血压不达标者占10.3%(94/912)。焦虑状态的人群其血压未达标的发生率30.7%(70/228)显著高于无焦虑状态的人群3.5%(24/684)(χ2=136.779, P<0.001)。抑郁状态的人群其血压未达标的发生率27.2%(82/301)显著高于无抑郁状态的人群2.0%(12/611)(χ2=139.388,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焦虑(OR=3.261, P<0.001)、抑郁(OR=7.928, P<0.001)、有慢性疾病合并症(OR=3.207, P<0.001)与血压控制不达标密切相关。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 应对中风险地区及周边居民和企业员工心理状况进行筛查及干预, 避免因焦虑或抑郁导致血压不稳定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