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美育之“感觉的逻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青年学者高登科谈美育

一、高校美育的内涵和表现之辨美育一词源于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席勒提出的德文概念“Sthetische Eriziehung”,美育的概念源头是一个复合概念,但是经过20世纪在中国的传播,美育基本成了一个特定概念,20世纪20年代前后杨贤江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的概念1,新中国成立后,五育在教育领域得到大力推广,美育成为五育的一部分,五育意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Sthetische Eriziehung”翻译成中文比较贴切的含义是“审美教育”或“美学教育”,英语比较通用的是概念是“Aesthetic Education”。“审美教育”或“美学教育”简称为“美育”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有两点:一是美育应该有一个“审美对象”;二是美育应该能够激发人的“感觉”。这里有不少基本问题牵扯到外文概念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比如“美术”“艺术”“美学”“美育”“工艺”等概念在中国19至20世纪的文化转型和传播过程中经常出现边界不清晰的状况,以至于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两位先生先后提出了“美术代宗教”和“美育代宗教”两种看上去差别很大的主张,笔者有专论2考察20世纪初概念的流变,其实20世纪初“美育”与“美术”概念有混用的状况,后来学界选择“美育”概念,是因为学者们认为“美术”在当时已经变得过于强调“技术”,忽略了“美感”。美育在中国教育领域中推行了百年左右的时间,也有忽略“美感”的风险,这一点其实也跟“Aesthetic Education”翻译成美学有关系,如果直译为“感觉学”,可能会规避这种风险。

浙江大学“全国高校美术学科发展高峰论坛”综述

浙江大学艺术学院近期举办了"全国高校美术学科发展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围绕"美术学的学科框架与评估体系"等四个议题,探讨了如何在新的学科体系下营造一个良好的美术教育生态环境,加强高校美术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共同谋划美术学科的科学发展。

产教联动,建构体系:中国近代工艺美术教育的格局与思想(1840-1911)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物质文化、机器生产与工艺技术的传入,中国工艺美术以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为主的传承方式产生变化,逐渐被具有学校性质、产教联动的工艺教育替代。就格局与类型而言,可分为教会工艺学校、洋务学堂工艺教育、民间女工传习所和清末新政之后的师范学堂、工业学堂及立足产区的工艺学堂。本文根据史料文献与新研究成果,论述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近代转型与多元格局,并通过经典案例分析其教育思想与教学特色,总结其历史价值与社会影响。

书画同源与观象取形:中国艺术史观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审美范畴

书画同源与观象取形,都是中国艺术史观与方法研究中的重要审美范畴,也是对于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这两种极具代表性的中国艺术形式之审美文化源头的形象说明。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最初起源、用笔造型,以及在后来的发展中以书入画以及评品标准与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相同相近的地方。书画同体或书画同源都是我国书画美学中的重要范畴。书画这二种不同的视觉艺术形式,虽各有其艺术审美特征,但在古代绘画被看成是"图形"、文字书法被看成是"图识",是"图载"中的两种重要形式,前者是"应物象形"。后者是"依类象形",都是观天察地、观象取形的结果。汉字是象形文字,具有视觉图形的审美特征,因此,中国的文字和书法就有了审美艺术形象。它具有空间上的构架形式,其点画结构组成了类似于绘画平面空间中的对比、疏密、长短、曲直、倚正、虚实等形式关系和审美关系,是中国特有的民族艺术形式之一。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视觉艺术形式,各有其艺术审美特征,但由于历史上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形成了不少带有共性的审美理想,这两种艺术相互影响、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中有关艺术审美范畴的两个关键因素,成为中华民族两种重要的视觉艺术形式或造型艺术形式。

守护与拓展——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工艺美术

本文从工艺美术的本质出发,以文化生态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现状,并分别从工艺美术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传统工艺教育和工艺美术批评与审美等角度阐述了对于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发展的思考。

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特色

新中国美术理论批评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六十年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可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其一是定位与曲折时期(1949～1976),即"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其二是开放与多元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后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毛泽东时期"的美术批评整体上呈现出"一元化"的美术批评特征。

公共文化场域与社会资本关系初探

本文以罗拔?帕特南的研究个案作为引入,进一步探讨公共场域如何产生社会资本,分别以社会资本与人际网络关系、角色转换与社区关系以及第三世界的创造等方面析述各种关系的生成与互动。

回归生活的工艺之美 “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策展手记

2017年6月10日至18日,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举办。本次活动以“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为主题,其中的“中国传统工艺设计暨研培计划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和传统工艺工作站的成果。展览由序厅、研培计划成果展、传统工艺工作站成果展三大部分组成,本人带领研究生团队组织策划了序厅的展示内容。

法式与官样——宋代官府对工艺美术生产的管理

法式和官样是宋代官府管理手工业造作及营建的重要手段,确保产品合乎礼制、品质精良、面貌统一。法式由相关生产部门制定,通过一系列标准确定产品等级,控制工料消耗,防止贪污吞没。官样管控产品具体样貌,通过文字和图像传达设计理念,指导实际生产;也可以选出标准器,对比验收批量产品。图画样中的"太常寺画样"见于南宋前期,用于指导派造地方的礼器。法式与官样也向地方、向民间流传,藉此完成精英审美自上而下的普及,最终成就时代风格。

荆楚民艺情——张朗教授及其民间美术思想

张朗先生对民间美术的研究倾注了真切的关注并毕生致力于民间美术的创作和研究，是目前荆楚大地上民间美术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于1928年出生于湖北省武穴市，四十年代末于武昌艺专学习中国画、工艺美术，1950年毕业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1961年调入湖北艺术学院(今湖北美术学院)任教，曾任美术系主任，工艺美术系主任等职，

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

唐代后期,具有明显方镇色彩的进奏院渐次出现。节度使以及方镇人员在京城的活动,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定和程序问题,同时也是唐代后期政治史的一个视角。其中涉及政治势力、经济、行政体制等因素,而这又沉淀在长安城内部社会中,并通过具体的空间和人员活动得到反映。长安城中众多节度使豪宅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节度使是唐代后期一股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体现了方镇的势力和财力,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节度使的家庙。本文由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

试论敦煌插图与敦煌白画及敦煌版画的关系

敦煌插图专指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书中之图,凡是文献中有图有文、图文互相补充说明的图画,均为敦煌插图。它包括敦煌写本手绘插图和敦煌印本木版插图两大类。敦煌手绘插图是我国唐代插图艺术的宝贵遗存,而敦煌木版插图是唐代以后雕版印刷术广泛发展和传播的产物。敦煌插图是敦煌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应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进行研究,而以往关于敦煌插图的研究往往被敦煌白画研究和敦煌版画研究所替代。本文从插图与白画、版画之间的作为艺术画种的特质入手,理清敦煌插图与敦煌白画及敦煌版画之间的关系,以提出应当开创对敦煌插图艺术进行研究的观点。

在反思中走向未来的美术馆

美术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机构类型,本文尝试探讨公共美术馆之于历史、精神、审美、社会的价值,从基础的层面出发,通过梳理解析一些基本问题,在学理上澄清对美术馆收藏、审美、机构等层面的认知,以便更为深入地理解美术馆的性质与功能,同时期待为美术馆从业者带来一定的启发。

再生产,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发展的未来之路——记“再生产——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论坛”

中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我国长期以来也有着工艺美术大国的美誉。但近百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有式微之势。很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为此十分焦心,在新的语境下,如何重新定位当代工艺美术,为当代工艺美术的发展谋求新的出路,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2014年3月22日至24日,在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举办的"再生产—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学术论坛暨2014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年会"上提出的工艺美术"再生产"的主题,从不同角度,结合专家观点,对中国当代工艺美术传承与振兴的未来发展之路展开研讨。

中国民间美术的图像表现特征初探

我国民间美术融生产生活和创造观念于一体,它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认识过程。对民间美术图像的解读可以尝试引入美术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探讨文化思维和视觉表达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我国民间美术图像的表现特征。

试析美术欣赏课的德育功能

本文从我国高校美术欣赏课,重视审美功能,忽视德育功能的现状出发,通过具体事例,分析探讨了这一课程所具有的现实德育意义,并就它与德育课的区别与联系做了阐释。

文化导向OR经济导向?--1957年关于工艺美术发展方向的一场辩论

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有一个思想认识的嬗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段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期,文化艺术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探寻摸索、不断完善、逐步成熟的过程。当时在对工艺美术发展认识上存在分歧,王家树与关俊哲两位学者对工艺美术发展方向进行了一场辩论。

以《亨利·福特医院》为例分析弗里达的艺术创作

弗里达(Frida Kahlo,1907—1954)是当今欧美地区的女权主义艺术明星,她那带着对生命苦痛的凛冽态度的自画像系列作品享誉世界。理论上来说,她并不是一位以艺术为职业的画家,她的创作都是自身生活经历、情感纠缠的产物。她曾说过"我不画梦,我只画我自己的生活",创作与生活,哪一个是真实的弗里达,已经难以分清。《亨利·福特医院》创作于1932年,是弗里达与丈夫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艺术家)在美国旅行期间的产物。这幅作品开启了弗里达一种不同以往的画风,也表现出了生活经历是如何影响她创作的。文章通过对这件作品中的绘画意象进行文化图像学研究,对弗里达的艺术观和文化背景加以分析,希望能管窥弗里达的一些艺术特质。

具身认知理论视野下的艺术博物馆美育方式设置

美育是艺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艺术博物馆践行公共职能的方式之一。设置美育方式时,引入具身认知理论,对教育受众群体认知方式进行分析,在输出好内容的基础上,设置多层次的公共教育方式,突出艺术博物馆的文化资源优势和艺术特色,注重“情感历程、身体体验、环境设置”三大要素,潜移默化地让观众形成深层认知,实现文化艺术的有效传播,充分发挥艺术博物馆对文化和社会的作用与职能。

艺术研究新视野:从工艺美术史到物质文化史

本文在“反思文明观,重写艺术史”这一大主题下,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对工艺美术史如何从美术史中分化出来,建立新的学科范式,开拓新的学术视野,进行了一番回顾和反思。论文从对美术、工艺美术和设计的概念考察开始,以美术视角下的工艺史、设计视角下的工艺史和物质文化视角下的工艺史为题渐次展开,打破美术与工艺美术、审美与实用、绘画与器物的传统界分,从造物和表意功能出发重新认识艺术,试图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乃至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