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α-算法的流程挖掘系统设计与实现

在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SOA)中,业务流程的活动分析和流程再设计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复杂流程的建模是一个耗时且需专家参与的工作,作为"业务流程再造"的技术之一,流程挖掘是监控商务活动和提高业务流程建模效率的重要方法,是目前新兴的建模研究领域。设计与实现了以α-算法为基础的图形化与可交互的流程挖掘系统,它的核心思想是运用企业中的信息系统流程日志构建流程模型,并对挖掘系统的结果进行了分析验证。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探讨清华大学本科生解读人文经典之取向--以“《红楼梦》导读”课程为例

人文素质教育作为高校公共课重点任务之一,对以理工学科为主的大学尤其重要。除了在专业课导入人文思维外,更可经由人文经典公共课程引导学生反思探索,培养具备共感能力的文理兼备人才。本文以清华大学2019年春季班“《红楼梦》导读”讨论课为考察对象,学生根据“演说荣国府”“宝黛初见”“刘姥姥进贾府”“元妃省亲”“黛玉葬花”“宝黛诉肺腑”“宝玉挨打”七个议题排序分组,初选名单中“宝黛初见”“演说荣国府”“宝玉挨打”三个议题反映出爱情议题炙手可热、世情议题不感兴趣﹑亲情议题讨论热烈等特殊现象,进而从议题的选择倾向与解读视角分析学生面对传统经典的价值取向,同时结合议题难易﹑授课模式,考核组成、学习动机等因素双向剖析,总结学生的选题动因。

文通字顺的西周康王之诰命——大盂鼎铭文新释

大盂鼎铭是西周早期唯一接近三百字的完整长篇铭文,内容丰富,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周诰佶屈聱牙,向来难读。大盂鼎的文字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铭文虽然大致可通,但其中有多处依旧不顺,学者多有争议。本文着眼全篇,从用字、构词、句法、仪节等不同角度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已有观点进行审视取舍,提出己见,疏通全篇。文中区分了铭文中“在”与“才”古今用字的不同,补证“在”读为“载”与“士”;与小盂鼎仪节互证,确定了“妹辰有大服”的含义;从全篇着眼,读“二三正”为“二三政”,等等。重新释读的大盂鼎铭文文通字顺,略无佶屈聱牙之弊。传世周诰比西周金文难读的主要原因是传抄讹误,随着出土文献材料的增多,彼此相证,有望让西周文献逐渐回归文通字顺。

永恒的时尚:走向爵士乐

爵士乐中的所有桀骜不驯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被整合进严格的方案之中,屈服于一种商业要求,从而迅速失去了自己的锋芒。爵士乐的技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切分音则是对大众实行音乐宰制的技巧,它与其他技巧结合起来,形成种种标准化同时也是伪个性化的组合。爵士乐迷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组成:其一是专家或自认为自己是专家者,其二是聚集在这帮专家周围的追随者。前者捍卫着文化工业,实际上却贬低和出卖了文化;后者在寻找着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却是只会条件反射的“抖动虫”。爵士乐兴盛的根源及其垄断性在于其背后的经济力量,其目的是机械地再现一个退化的时刻。

清华简《祷辞》“白马”神与“女乘马”仪式考

“白马”在先秦时代,不仅是神人欲求的神异之物,也是鬼神意志的传递者,在两种身份的结合下,“白马”进入祝祷、占卜的话语中,拥有了成神的信仰根基。西周以来逐渐形成祭马以佐政驱灾的传统,“白马”又有沟通不同空间、不同部族的能力,在楚国封君制度各封邑亟需扩充人口的背景下,楚人融合多重祭马、用马观念,塑造了“东方之白马”神,以求其昌盛人口、祛除灾害。在对白马神的祭告活动中,具有沟通婚姻功能的“女乘马”仪式也揭示了白马神的权能。《祷辞》凡享有“女乘马”仪式的神灵,都有婚嫁生育的权能,如“君夫、君妇”就是商周以来男女合祭制度与楚地两两相偶、阴阳相配神话体系相结合后形成的配偶神。通过“女乘马”的仪式,可以让这类在婚嫁生育、疾病灾害方面具有权能的神灵保佑此地人口繁衍昌盛,不受灾害侵扰。

“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访谈

一、文学的乌托邦：“我不满足于空中楼阁的乌托邦建构” 林培源：格非老师您好!感谢您拨冗接受访谈。《望春风》是您继“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之后创作的长篇新作。小说自今年六月出版以来，围绕它而兴起的阅读和批评铺天盖地。

重塑“讲故事”的传统--论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的叙事

如果说《隐身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是“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如梦》《春尽江南》）之后的一曲余音，那么，小说家格非的新作《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则更像是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二者所叙之事虽迥异，但无论是小说的叙事技巧还是对社会现实的观照，皆有或隐或显的关联。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西夏文译本《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考释

本文时俄藏西夏文《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刻本与抄本进行首次解读、对勘,并参照该经的俄藏汉文本对刻本的前后顺序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尝试从西夏文刻本与抄本所用译音字的不同判断二者翻译时间的先后。

香港故事与女性经验的双重奏——周洁茹短篇小说新论

用＂回归＂来概括周洁茹和她的小说再恰切不过。1991年,中国的＂新生代＂女作家集体崭露头角的年代,1976年出生的周洁茹在《钟山》《山花》《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1996至1998年,周洁茹的创作呈＂井喷＂状态,她发表的作品总计百余万字。对一个年轻写作者而言,如此成绩意味着,只要继续创作和发表,就能逐步奠定在文坛的＂江湖地位＂。然而周洁茹并没有循着这道轨迹走下去。1999年,成为专业作家的周洁茹开始写她的第一部长篇《小妖的网》。

重返小说的神秘性——论格非长篇小说《月落荒寺》的叙事

新世纪以降,格非以"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1)和《望春风》等长篇小说构成"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持续的思考",(2)《隐身衣》和《月落荒寺》(3)虽也嵌在这一"持续的思考"内部,但就批判性、叙事风格或美学意蕴而言,它们均呈现出有别于前作的异质性。

论现代汉语中的三个“还有”--兼论共时材料中的语法化

现代汉语口语中有三个"还有",分别是短语结构"还有1"、连词"还有2"和副词"还有3"。三个词的基本形式相同,但句法位置和话语功能各异,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历时关系。对三个"还有"的描写有助于确定"还有2"和"还有3"的词汇地位和具体用法,而且从语法化的角度阐释三者的关系则有助于打破语法化研究一定要借助古代汉语材料的束缚,更好地揭示共时和历时现象之间的关系。

从“世俗风物”到“死亡意识”——重读老舍《四世同堂》的叙事时空及“现实主义”问题

《四世同堂》问世至今,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2014年,《四世同堂》亡佚的英译稿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使得老舍的这部巨著再次走进公众视野[1]。既往的《四世同堂》研究多偏重爱国主题、民族国家意识,版本流传、翻译与回译等,对《四世同堂》的文本叙事则所涉不多。

圣与王:骆一禾、海子诗歌主体形象比较

骆一禾、海子心灵构造和诗歌境界的差异集中反映在他们诗中各自的主体形象中。"圣"代表了骆一禾诗歌的主体形象,它是骆一禾的诗歌抱负、人文关怀、人格理想的象征;"王"代表了海子的主体形象——海子的"王"与权力无关,他一心渴望成为的乃是"诗歌之王"。"圣"与"王"两个主体形象分别代表了两位诗人的心灵原型。

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

卞之琳是在格律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本文试图从卞之琳历年关于新诗格律的论述中总结出其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把它放在新诗格律理论探索的历史上给予评价。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既继承了闻一多、孙大雨新诗格律方案中以音尺（闻一多称“音尺”，卞之琳称“顿”，孙大雨称“音组”）为新诗节奏单元的核心意见，同时又扬弃了闻一多格律方案中的机械论因素和孙大雨的本质主义倾向，使这一方案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声韵和节奏的内在规律。卞之琳先生对新诗格律理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区分了汉语诗歌的哼唱型节奏和说话型节奏，并首次阐明了这一区分的语言学依据。卞之琳认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节奏主要是哼唱型的，新诗则主要是说话型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从理论上分别了新诗和古典诗歌两种不同的节奏模式，同时肯定了说话型节奏作为自由诗和格律新诗共同的音乐（节奏）性质，为形成统一的新诗音乐性理论提供了可能。

(弘治)《吴江志》所见《全宋诗》未著录诗人辑考

明莫旦所编纂的(弘治)《吴江志》中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宋人关于江苏吴江胜迹的题咏,其中不见于《全宋诗》著录的两宋诗人共49人,佚诗64首。通过相关史料,可对其中18人的生平进行考证。

《全元文》补遗12篇

《全元文》的纂成,集中呈现出了元文的全貌。但由于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对传世文献参考不够赅备,致使一部分元文未被著录。通过一定文献的查考,可补《全元文》未收文12篇,其中已著录作者5人,未著录作者7人。同时,每篇文章后对作者生平及诗歌相关内容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