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无主体的主体性:当代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政治系谱学

法国思想对于主体性的痴迷源于其政治哲学中革命主体的建构。它构筑的主体政治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对神学政治的否定。马基雅维利对于情境与德行的相遇所构筑的君主论,引发了葛兰西的政党理论,并最终激发了晚期阿尔都塞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当中所完成的对于无主体的主体性的构建。法国激进的主体政治建构方式得以完成。这种主体政治建基于一种匮乏的主体性之上,并不存在现实的主体载体。而德勒兹以精神分裂者与游牧民的两个意象所构筑的主体虽延续了这一建构主体性的结构,却依赖于一种充盈而非匮乏的欲望之流构筑了强度性的主体,这一主体本质上是一种剩余主体性,它逃逸出任何试图定义它的观念,保持了它革命主体的本质属性。

论竹书《五行》的成德哲学:以“形于内”及其相关问题为中心

成德是竹书《五行》的思想主题,包括“德之行”的成就和“德”“善”的道德境界的成就两个方面。竹书以是否形于内为标准将五行区分为“德之行”和“行(行为规范)”两种。“内”指“内心”,“形”兼具成就和形现两义。“形于内”首先指五行成就于心中,同时它包含了五行由心中生发及显现于心中的含义。这两义是明暗、表里关系,前者就结果而言,后者就过程而言。“心”是五行形于内而成德的关键,是道德情感、道德理性的发生地和承担主体。“忧”“乐”和“思”“智”,分别是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主要因素。“智弗思不得”之“智”出自本心之“思”,它不与智行同类,而能总摄五行,并使之成为“德之行”。“三思三形”是五行成德的基本工夫,其实它包括义、礼两行在内,而可以称为“五思五形”。“形于内”的工夫是围绕“心善”展开的,但竹书没有谈及心本身是否即善的问题,也没有出现“性”字。孟子弥补了子思子心学的不足,主张人性善:道德活动的心善即来源于人性之本善,并通过四端之心(活动)将仁、义、礼、智的善性(存有)呈现出来。而这一思想成果进而成为帛书《五行》解经的指导观念。

从“君子不器”看孔子的教育思想——基于知识与德性关系的辨析

对《论语》“君子不器”章的理解若缺乏对孔子论教育和论君子人格思想的整体把握,则容易把此章的重点放到“一能”和“多能”的问题上,得出孔子反对专业化教育而主张通识教育的片面结论。通过结合历代诠解和《论语》其他篇章对“君子不器”进行全面分析,可知孔子主张的是君子应当成为“不器之器”,或“由器而不器”。孔子并不反对技艺和专业知识的教育,但强调教育不能局限于知识技能,而要以德性教化和君子人格的培养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君子不器”并不会形成专业化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矛盾,其指向的是对于德性教化的关注;成为君子的关键不在于才之多少,而在于是否有德。而孔子教育思想的德性指向,可以为反思现代教育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朱子思想中道德与刑罚的关系

朱子认为,刑政并不必然与理学的最高原理冲突,相反,刑政的作用实则是为了保证天理的实现。如果不对应当处罚之人加以适当的刑罚,就是对守法者的伤害。朱子反对一味地主张“轻刑”,主张根据实情给出合理的处罚,认为对恶人的重罚并不违反天理。在德礼与刑政的关系上,朱子强调德礼为本、刑政为末,突出德礼的优先性,这种解释与汉唐经学的“胜劣”模式形成了不同。朱子不将作为价值原理的德礼与刑政对立,而是提出“德礼刑政都是天理之节文”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在儒学的框架内安顿了刑政、刑罚问题。

感召和气与致中和——朱子思想中心与气的政治哲学向度

理学家认为“和气”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反应,朱子直接讨论感召和气,往往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认为荒政需要感召和气,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需要君主正心诚意以立纲纪,最终感召来和气。心术是立纲纪和召和气的关键,君主承担天下,君主之心能影响天下之气,但士大夫则可以通过“格君心之非”来起到感召和气的作用。当然,朱子讲的感召和气并不同于汉儒天人感应的模式,他更强调人的心性修养与自然和气之间的关联。理学工夫是能够感召到和气的入手处。

“看”与“思”的联结——以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二层僧房中的《圣多明我跪拜受难的基督》为例

位于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隶属于多明我会,该修道院作为僧侣修行的重要场所,其建筑空间与图像皆服务于多明我会的修行惯例。在修道院二层的15-21号僧房中,总共有七幅《圣多明我跪拜受难的基督》湿壁画,描绘了圣多明我以不同的姿势跪拜基督的场景。从图像层面进行考察,可发现该图像程式受到13世纪《祈祷之方》的影响,旨在通过多明我的姿势来使见习修士更快地进入冥想状态。从教义方面来看,基督受难的场景之于信众而言,代表着救赎与希望,是信众摆脱奥古斯丁口中“第二次死亡”的重要参照。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变革,都发生在其语言基础上。语言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语言哲学的三大研究领域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20世纪最后20年,在认知科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又发生了从语言向心智的转变。我们要充分重视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吸收其合理因素,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数”的哲学观念与早期《老子》文本的经典化——兼论通行本《老子》分章的来源

"数"的哲学观念,是早期《老子》文本经典化的思想背景之一。刘向、刘歆对于"数"的哲学思考不但具有明显的宇宙论特征,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色彩。在汉代,宇宙论的数理对于古书内容的构成、解释及其篇章数的设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古书的经典化起了重要作用,《老子》亦复如是。以天道观的数理设定章数,是《老子》文本在汉代经典化的内涵之一。景帝立经本是《老子》文本定型化的开始,汉简本是景帝立经本的复抄本,其分章的数理是盖天说的"天三地四"说;通行本则是根据浑天说、三统历的数理来分章的。刘向定著《老子》上下篇的章数仍应判断为37和44,是通行本分章的来源。所谓上篇34章、下篇47章的记载,可能是道教徒为了维护河上公本的绝对权威而有意改作的。

探求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深层关系--王路教授访谈

逻辑作为一门科学,无论其形态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其特有的方法论性质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在逻辑与哲学的深层互动关系的研究方面不断得到印证。王路教授在逻辑与形而上学关系的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取得了独到而丰硕的学术成果,为学界所瞩目。本文通过专访形式,与王路教授探讨其对逻辑和哲学关系的理解及其研究的思想进路。

汉初哲学发展的动力及其思想斗争新论

反思秦亡和时变之鉴,论证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国家实行何种统治形式和建立何种秩序,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及围绕此一问题的学派斗争,它们是汉初乃至西汉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汉初哲学的思想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改朝换代的历史合法性与德运之争,新法家与黄老的思想斗争,儒家与黄老的思想斗争。汉初是帝国意识形态的生长和架构期,围绕王朝受命的合法性和政体、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和思想斗争。黄老、刑名和儒家等学派参与了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争夺之战,而儒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在景、武之间,儒学以经学为基础,吸纳了阴阳、名家和法家思想并加以重新构造,使得其自身的理论变得更为厚实和博大,符合日趋强盛之帝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反观刑名、黄老、阴阳诸家,则各得一偏,不足以担当汉朝意识形态的重任。

弱者的民主制还是强者的等级制——政治哲学中的尼采与虚无主义问题

尼采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虚无主义:以一切价值丧失其有效性为主要内涵的"普遍虚无主义";以主体信奉消极否定类型的价值为核心关注点的"特殊虚无主义"。后期尼采更多是在后一层意义上讨论虚无主义的起因、根源和克服途径。尼采认为,特殊虚无主义的表层原因在于主体信奉了否定类型的价值而非肯定类型的价值,其深层的根源在于本能上的弱者对于本能上的强者的统治。弱者的自然性向迫使其必然信奉否定类型的价值,弱者因而注定无法克服虚无主义。与弱者不同,强者对否定类型价值的信奉并非出于本能上的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弱者所主导的民主制的统治和教化,误以为否定类型的价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和信奉的价值。因此,强者如果能够推翻弱者的民主制,重建依据本能和权力意志进行自然排序的等级制,就能够摆脱否定类型的价值,从而克服虚无主义。

马克思哲学的属性与他的时代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掷地有声地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1]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第一小提琴手,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句评价坚定而准确。200年后,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哲学的一个流派,成了诸多理论家的研究对象,拥有了自身的概念、命题与逻辑体系。

作为政治哲学的文学:论《曼陀罗》之于马基雅维利学说的意义

文学与政治向来关系复杂,因而如何阅读一位以政治思想闻名之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就更显麻烦。曾任佛罗伦萨外交事务官的马基雅维利以两部政治著述斐然史上,同时他的戏剧《曼陀罗》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为他赢得了名声,且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的代表之作。本文通过审视关于《曼陀罗》的诸种解释进路,梳理并批判了据其政治背景进行隐喻式解读与据其政治作品进行印证式解读这两种研究进路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强调文学作品作为独立文本的重要意义,唯此方能揭橥作者在其戏剧作品中的(政治)哲学蕴义。

汉译哲学的翻译与理解

哲学的汉语翻译包含语言的转换和思想的呈现两个方面,涉及对西方语言和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涉及关于哲学这个学科的理解。在汉译哲学中,有关being的翻译与其他名词的翻译不同。being是系词,相当于是一个句法词汇,体现一种句法作用,它的含义来自于它这种句法作用,因而与它的句法作用相联系。经过多年的讨论,应该对这一点获得清晰而充分的认识,并且应该形成共识;这一认识对于理解西方哲学至关重要,对于汉译哲学的改进和发展至关重要。

论“崇拜”:差异性的关系存在之伦理向度

崇拜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它发生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有个人的,也有文化的,甚至爱情的,崇拜的对象指向领导者。领导与被领导,这是一种最基本也最普遍的人际关系。从伦理学意义上分析,崇拜的人际实质其实是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一种关系存在,关系存在的实质是差异存在,关系存在之后则产生了时间,而具有代表性的崇拜现象,如上帝与人,其实也是这种差异基础上的人的崇拜人格投射。人类的崇拜发生,具有"群"的作用,使得个体到整体的向度得以具体实现,而这就伴随着伦理的发生。崇拜产生学习模拟,这让我们反思教学伦理的发生基础及其心理起源,即是既定人格崇拜上的直观感发和模仿冲动。理解崇拜的实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树立自身,而不是走向盲目跟风和模拟。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蔡曙山教授访谈录

20世纪,随着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框架的形成,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国内哲学界对西方这套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的话语系统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隔膜。进入新世纪,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走向国际化首先要了解国际学术的前沿,掌握当今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同时,走向国际化不仅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而且在于掌握国家资源的相关部门为学者创造条件和环境。把握国际学术前沿与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化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我们的访谈自然应当关注这样的问题。蔡曙山教授是一位在逻辑学、语言哲学、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他的“命题的语用逻辑”、“量化的语用逻辑”、“模态的语用逻辑”、“语用力量的形式系统及其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心智科学的若干重要领域探析”、“论数字化”、“多学科的认知科学研究”、“认知科学背景下的语用逻辑”等论文为走向世界学术前沿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近年来,他还在“代表性学术成果作为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评价标准的意义”、“遵循国际学术规范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我国社会科学评价的若干要素”、“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科学评价”等论文中就中国学术国际化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基于现行教育评价体系的教育伦理反思与重建——以“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实践为视点

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大政方针向"双一流"的转向,中国高校在双一流体系的建设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不少高校在具体实践环节还是出现了一系列有违教育初衷的问题。究其根本,乃高校在建设"双一流"的实践环节过于注重对效率和竞争的追求。中国高校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大多来源于西方的教育伦理,而中国与西方是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社会制度及社会语境,这样便造成了既无自身特色,又不易形成良好效益的尴尬局面。基于现代教育伦理的角度,本文分析中国与西方在教育评价体系中伦理规范的差异,倡导在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挖掘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校建设评价体系,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精髓,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他"与"责任"意识,注重对高校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监督与评价机制及强化高校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于问题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思考--王路教授访谈

哲学研究到底是问题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学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王路教授认为,哲学研究不必刻意区别问题研究与哲学史研究,而是要将二者紧密结合;哲学研究需要以一手经典文献为基础,同时重视二手研究文献的阅读和理解,要读懂人们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说得对不对,然后在此基础上说出自己的观点,推动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