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涉水通道——簡牘所見“”與“梁”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四川青川秦牘秦武王二年“命書”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皆見關於整修渡河設施的規定。與渡河有關的設施包括橋、津、■(梁)。前二者已爲人們所熟悉,本文則專門討論秦牘“■”及張家山漢簡“梁”字的結構及意義,説明二字皆指向涉水通道,衹是表達的角度不同而已。■字上从“隧”,下从“水”,是涉水通道專用字。文獻及實物表明,實踐中涉水通道有多種形式,主要有:一、淺灘涉水。二、壩梁涉水。三、步石涉水。三種設施之間并没有嚴格的界限,歷代皆被廣泛應用。

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对策

竹木简牍是纸张普遍使用以前中国古代文献的主要载体。由于地下埋藏环境复杂、竹木材质易朽、发掘过程及出土后人为因素的影响等,简牍往往带有较多病害。综合一线简牍保护实践、文献调研结果与对大量简牍实物的观摩,对简牍文献的病害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系统、准确地分析、梳理。简牍文献的病害可分为字迹模糊、软腐、蚀斑病、饱水、糟朽、酥粉、变色、变形、炭化等共计29种。文章还对各种病害类型相应的保护修复对策做了简要梳理。科学归纳总结简牍文献病害类型及相应保护修复措施,对于科学认识简牍保存状况,明确简牍保护修复的薄弱方向,推动出台专门针对简牍文物的病害分类及保护修复行业标准,进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简牍保护修复方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定县汉简的分析检测与保护修复研究

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早年遭遇盗焚,墓内汉简的性状、形貌特征、物理性能发生改变,且致使竹简字迹辨认困难,严重地影响了其文献文物价值。通过对定县炭化汉简的微观形貌、力学性能分析检测并进行相关实验,基本可以了解汉简热解炭化的过程、内部形态结构的变化及收缩特征,确定有效荷载范围以及复形方法。在遵循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编制了《河北定县汉简保护修复方案》,并对汉简开展了清洗、复形、封护等保护修复工作,使汉简的形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物理强度得到增强。定县汉简的保护修复弥补了国内炭化竹简保护修复工作的技术空白,为相似文物的保护修复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战国文字研究的一座里程碑——评《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战国文字资料不断涌现。这极大地激活了战国文字研究,并使战国文字研究成为当下古文字研究的热点。从材料上看,战国文字种类繁多,主要门类有竹简、铜器、玺印、货币、陶器、玉石、帛书等。较之殷商西周文字,战国文字可谓五花八门;并且,每一种材料在数量上又成千上万。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战国文字已经"洋洋大观"。

汉语史研究运用出土文献资料的几个问题

出土文献形成、抄写、埋藏时代和地域以及文本流传转抄情况的确定,对汉语史研究语料的选择和运用具有决定性意义;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出土文献其语料价值是有差异的,"出土文献"并非都相当于"同时资料"。汉语史研究在运用出土文献作为语料时,要重视对出土文献的特点和属性的研究,以避免落入"新材料陷阱"。

新时代文字学研究的新使命

1923年,《国语月刊》一卷七期特刊“汉字改革号”出版,刊发了胡适病中撰写的“卷头言”,发表了钱玄同的名作《汉字革命》以及黎锦熙、赵元任、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等人的文章。特刊的主旨是批判汉字“不合时宜”,主张汉字应该革命,予以废除,改用罗马字拼音。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当时的学术文化名流,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特刊的出版将近代以来的汉字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从出土文献看《尚书》的篇名与序次

《尚书》各篇定名与序次的规律,可借由清华简中"书"类文献原始文本的外部信息重新进行总结与归纳。"书"类文献篇题的拟定,大致不与"书"的作成同时,可能是出于流传过程中区分篇目的需要,由后来的整理者或藏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添加。后人对"书"篇进行命名的方式,至少有"摘字命篇"、"因人命篇"、"因事命篇"三种。而这种定名的随意性,就导致了《尚书》中常见的同篇异名现象。"书"类文献篇目间的序次,一般而言遵循的是时代先后的原则。但清华简中与伊尹有关的三篇竹书编连在一起的现象,说明还有以人物为中心的编次原则的存在。此外清华简的编联方式以及篇题的书写位置等信息,也有助于思考《尚书》中《顾命》《康王之诰》以及《康诰》《酒诰》《梓材》等组的分合问题。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略论饱水简牍的长期保存方式问题

饱水简牍是中国出土文物中极具学术价值的一类。它既是文物保护学界的保护对象,也是出土文献学界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对于如何长期保存饱水简牍,文保界多主张尽早脱水保藏,很多出土文献学者则主张饱水保藏,双方均有各自的依据。从出土文献学者的心理期许、现有脱水方法的缺陷、发挥饱水简牍的观赏利用价值等层面,可以看出双方产生分歧的缘由。通过增强出土文献学者的文保理念、改进简牍保护的材料与技术、处理好饱水简牍当下与未来的保护利用关系等途径,可以减少乃至消除双方的分歧。

前沿 创新 会通——读赵平安教授新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

赵平安教授新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是其古文字研究第四部著作,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抢占前沿,推陈出新,融会贯通之特点,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成果,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文书简研究取径与方法的再思考——以文书学和考古学为中心

目前出土的文书简牍,已达二三十万枚之巨,对战国秦汉历史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然而,文书简的性质和特点与传世文献迥异,仅仅重视与利用简文记载,不足以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应将之视为具有考古属性的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刊布和研究。本文从文书学与考古学的角度,对文书简研究的取径与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主张将文书简的物质形态和文本形态、出土地和出土遗址的功能区划、簿籍名称、簿籍性质、遗留机构、弃置过程等问题,都纳入分析视野。如此处理,方能充分发挥文书简的价值。当然,若要做到这一程度,现阶段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刊布工作也需要再上台阶。

文化记忆和出土“书体”文本中的轶事:论清华简《保训》对文类张力的调和

本文分析了轶事与"书体"两种叙事模式在呈现过去时的不同之处。"书体"文本对过去的呈现是论断性的,为理解历史事件与人物构建了一个权威且真实的框架,而轶事则将道德的、修辞的、个体的、甚至颠覆性的细节纳入叙事之中,从而充实了框架。因此,这两种形式展现了它们使用过去的资源形成论述并将之发展为共享的文化记忆的不同模式。《保训》以"书体"叙述作为主体框架,而将两则轶事作为文本的核心。通过分析其框架机制、模式话语,以及其他建构文本的方式,本文探讨了轶事何以被嵌入"书体"叙述的架构之中。本文指出《保训》试图将两种大相径庭的叙述模式交织在一起。虽然以"书体"叙述的形式呈现可以忠实传达古代圣王的演说,但另一方面,文本又同时使用轶事回溯地报告与反思过去。这两种不同的时间范围与联系过去的模式呈现了一种根本的张力。文本的作者试图通过调和其语言与结构来缓和这种张力,使得轶事得以完好地嵌入不合身的框架中。最后,本文认为这种不同叙事模式的困难交织反映了公元前3世纪时传统与流行的文类在处理过去问题上的竞争。

出土文獻中“遷”字的使用習慣與何尊“遷宅”補説

何尊是周初有名的銅器,銘文内容十分重要,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分歧也非常大。唐蘭最早詳細討論了何尊銘文,我們迻錄其釋文如下:隹(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禀)珷(武)王豐(禮),■(福)自天。才(在)亖(四)月丙戌,王■(誥)宗小于於京室,曰:'昔才(在)爾考公氏,克■玟(文)王,■(肆)玟(文)王受兹大令(命)。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國),自之(兹)■(乂)民。’烏虖.爾有唯小子亡(無)戠(識),■(視)於公氏,有■(勞)於天,■(徹)令(命).苟(敬)

清华简《乐风》相关问题研究

清华简《乐风》为战国时期楚国曲谱,其中的“大”“厀”“少”三字表示音名所在的八度音区,“大”表低八度,“少”表高八度,“厀”训为“次”,即表示“大”和“少”之间的音区。“■”“■”二字是简文中仅有的两个动词,经分析,“■”应训为“合”,表示一种同时奏响两个音的演奏方式,即和弦;“■”训为“撅”,表“击打”。经研究,部分先秦时期的古琴尚为击弦乐器,此处的“■”即指扣击琴弦发声。

简牍图像信息采集过程中的保护及要求

本文以清华简图像采集过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为基础,探讨简牍图像拍摄和扫描过程中涉及的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和困难,并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准备工作、操作流程和要求、风险提示和注意事项等,希望能为相关文物保护工作提供经验和参考。

出土文献与古书形近讹误字校订

学者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由来已久,有成功,也有失误。对那些失误的案例,虽已有学者注意,但目前学界仍没人作较为全面的总结。我们从出土文献自身的讹误、时代地域性差异、文字考释成果的可靠性、通假字、偏旁义近通用字、用字书写习惯、不明词义误校、重视语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对利用出土文献校订古书形近讹误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清華簡《耆夜》的保存流傳與戰國楚地的詩樂教育

清華簡《耆夜》中所記載的四首佚詩與傳世毛詩中的雅詩密切相關,與飲至典禮的情境相合,第四首詩《明明上帝》和前三首詩的微妙區别與篇中獻酬者身份地位轉换也相互對應,體現了《耆夜》文本順暢的内在邏輯。《耆夜》中的《蟋蟀》詩與傳世本毛詩《唐風·蟋蟀》篇名一致,内容重合度較高,詩旨相合,都在儆戒“好樂毋荒”,二者間的區别可能來自不同的保存與流傳路徑。將清華簡本、安大簡本與傳世本相比照,可知戰國時期結集本《詩》的基本形態已具,但仍存在包括篇次、章序以及異文在内的諸多不同;而清華簡《耆夜》可能與儒家傳本無關,屬於淵源有自的貴族教本,其文本内容與形態展示了戰國楚地貴族詩樂教育的一些特色。

楚文字“■”及相关诸字用字研究

本文详细梳理了战国楚文字中的“■”字以及从其得声诸字的字形及用法。运用全面计量统计的方式总结了“■”字及相关字的字词关系,明晰了诸字记词的主次关系,并将其区分为两个层级。还校读了出土文献中的相关字词。

文通字顺的西周康王之诰命——大盂鼎铭文新释

大盂鼎铭是西周早期唯一接近三百字的完整长篇铭文,内容丰富,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周诰佶屈聱牙,向来难读。大盂鼎的文字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铭文虽然大致可通,但其中有多处依旧不顺,学者多有争议。本文着眼全篇,从用字、构词、句法、仪节等不同角度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已有观点进行审视取舍,提出己见,疏通全篇。文中区分了铭文中“在”与“才”古今用字的不同,补证“在”读为“载”与“士”;与小盂鼎仪节互证,确定了“妹辰有大服”的含义;从全篇着眼,读“二三正”为“二三政”,等等。重新释读的大盂鼎铭文文通字顺,略无佶屈聱牙之弊。传世周诰比西周金文难读的主要原因是传抄讹误,随着出土文献材料的增多,彼此相证,有望让西周文献逐渐回归文通字顺。

一部诚意满满的“降温”之作——廖名春《中国思想史与文献研究》读后

《中国思想史与文献研究》高度重视文献的细致爬梳与文本的坚实考证,是对当下思想史研究重视学术史书写而忽视思想问题本身研究的一种反拨。在国学经典所代表经典观的指导下,从具体问题出发,把握思想史的线索与脉络;在思辨中辨析逻辑与事理二者之间的矛盾,结合文献考证与义理诠释解决中国思想史中若干重要的问题。是著继承朴学的传统又有所超越,着重关怀早期学术思想史课题,收获了原创性研究成果并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垂范性和延展性的作用。《中国思想史与文献研究》一书的结集出版,诚为系统而全面地呈现廖名春中国思想史研究教与学两个面向的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