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以清华大学哲学学堂班为例

清华大学“学堂培养计划”哲学班是清华大学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要求,在“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支持下创办的专为哲学拔尖人才培养而服务的教学单位。围绕培养目标,哲学学堂班发扬“从游”传统,紧密师生联系,弘扬学术优良传统。在教学和科研训练上并重,广泛开设前沿课程和专题讲座,介绍学界最新潮流脉动、积极鼓励学生关注前沿和创新求进的学术科研课题。同时,学堂班通过建立多元评价标准,鼓励跨学科交叉,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通过这些举措,哲学学堂班形成了一套兼具传统与现代学术优长、教学授课与科研训练并重、知识背景和评价标准丰富多元的具有清华特色的哲学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哲学的四种讲法及其相互关系

研究哲学的基本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它们分别是“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自己讲”。其中,"对着讲"是哲学的典型讲法,是哲学批判本性的最佳表现形式,也是哲学家之间气质冲突的学术体现。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必须尽快告别"照着讲"的初级阶段,在“接着讲”和“对着讲”的基础上实现“自己讲”。

厘清社会发展手段与目的关系——《人类发展观念的哲学拷问》一书读后

社会发展问题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源于＂现代性＂逻辑在全球的滥觞。我们知道,自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之最大特征就是＂速度＂和＂效率＂。进入21世纪,资本的扩张更为迅捷。现代化的确给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享受,但是伴随物质、技术与经济的增长,人的精神与文化世界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技术与精神的失衡成了阻碍人们现代化步伐的突出问题。

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广文

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文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律性？邹广文（以下简称＂邹＂）：文化对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文化构成了人和自然区别的标志,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第二自然＂的形成,本身就有着和原始的第一自然的冲突性。所以说人们走出自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对立,即从人类走出自然的那天起,就＂悲喜交加＂：人的文化越突飞猛进,人和自然的对立越从潜在走向现实。

重提一个问题:哲学何以是“第一科学”?

哲学最初之所以被定位为“第一科学”,乃因为它的对象使所有其他科学的对象成为可能而具有优先性。如果说其他科学追问的对象是一个个“是什么”中的那个“什么”,那么,哲学所探究的对象则是使所有“什么”成为“什么”的那个最高者。但是,那个最高者却又不能再“是个什么”,否则它就不是最高者。这提示了哲学真正要面对的对象不是“什么”:不可规定而是作为纯粹否定的一个深渊,或者是一个不可限定的开放性整体,因而是一个不可被概念带出现场的不在场者。哲学要保持为第一科学,不仅要捍卫其科学性,而且要捍卫其超科学性。就哲学在捍卫其超科学性的同时也就是在捍卫人自由存在与自主关系而言,哲学作为第一科学同时就是一种伦理学。这样的哲学本身就具有无权力的权能。

中国佛教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与界限

中国佛教文化是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中华土壤生长发展起来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众所周知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和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地位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为佛教界弘扬新时代佛教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奉献力量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是今天理解、探讨中国佛教文化的指南。

气论、体用论与牟宗三对理学系谱的再反思

对谈缘起:2022年4月,中国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场“气论与中国哲学”学术座谈会。这场活动的主轴在于通过“气论”来反省牟宗三对中国哲学诠释之限制,尤其聚焦在牟宗三因低看气论、贬低气学而造成他对宋明理学系谱分判之可争议性。我邀请了当前对气论哲学极具关键影响力的两位重量级学者,杨儒宾和陈荣灼教授,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深入对谈。两位先生都著作等身,名重一时,且长期对牟宗三的气论限制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进行挑战与诠释转进。

以语言、心灵为对象的佛教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指月:佛教、逻辑与分析哲学》述评

《指月:佛教、逻辑与分析哲学》论文集是西方学界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关于佛教哲学和分析哲学与逻辑学比较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探究佛教的真理观、逻辑思想和心识思想。在佛教的真理观方面,论文集揭示了佛教主张的“真理不可说”的不同理解维度。在佛教逻辑思想方面,论文集指出佛教悖论可以作为真理的组成部分或表述方式。在心识思想方面,论文集指出法称思想是佛教认识论的开端,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可以加以比较,瑜伽行派的“自证分”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物理主义心识观亦可加以比较。

精神审美学论纲——兼论“审美即道德”与“审美即宗教”问题

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精神学意义上进行的审美活动,另一种是从人之精神性需要或精神欲求出发的审美活动。就人对于世界之存在以及人自身的精神审美而言,它其实是对于两种“精神质料”的审美:“壮美”与“优美”。人类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之产生,就来源于对这两种精神质料的精神审美。优美以及壮美的精神审美机制在于反思判断力之运用。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以精神审美的游戏方式展开的,其中体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人类的精神审美是天道原理与天择原理的统一。人通过精神审美知道人成为精神审美的艺术品之后可以实现“永生”。这种精神审美观对于生活于苦难中的人类来说具有宗教性的“救赎”意义。

《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从朱子、船山看宋明理学意志思想的展开

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解释。船山对这一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朱子的看法一方面混同于佛老的心灵观,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儒家未发之心的道德主宰性,对儒家之心的意志主义特征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船山主张“持志”是《大学》“正心”工夫的主要内容。同时,与朱子相似,船山严格区分“意”“志”,认为志有恒体而“意无恒体”,肯定志对于意的基础地位及其主宰性。不过,船山的志并不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应该肯定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晚明王栋、刘宗周所强调的意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

几种人性假设的哲学反思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那些纯粹的人性形上学,而是一些具体学科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它们主要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和“文化人”这五种人性假设。这五种人性假设在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的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片面性和边缘性以及实践中的误导性与偏差性,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

为什么读经典

在中国古今传统中,教育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有教养的人。要成为有教养的人,接触和阅读经典文献,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经典通常是指经过长期积淀,跨越不同时代,不断被重新审视、解读和诠释的著作。经典需要不断地阅读和独到地解释,才能谈得上历久弥新。经典之所以能够常读常新,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转换,它们仍然能够在新的时代与新的空间中焕发新的含义。真正的经典通常都具有历史长时段的意义。经典文本也是维系每一个文明的命脉所在。

“五”即“五行”——论原始“五”字包含的宗教文化与哲学意蕴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对被借用为数字之前的原始"五"之字形、内涵,以及其音、形、意相关字的考察分析,特别是对极具符号意义的"×"的文化定位和意义拓展,挖掘原始"五"字"×"形对于"五行"及相关文化、哲学概念的影响。原始"五"涵盖了"五行"从表到里的诸多方面,展现了"五行"内在交织关联的运动态势以及由此达至的包罗万象之无限变化,这其实也即是"五行"深藏的哲学、宗教等文化意义之所在。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认知科学背景下的逻辑学——认知逻辑的对象、方法、体系和意义

认知科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 ,以涉身心智为研究对象 ,它对理性主义的逻辑学乃至近代以来整个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想提出了挑战。本文提出建立认知逻辑的体系来适应科学技术特别是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逻辑的体系包括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脑与神经系统的逻辑。认知逻辑体现了回归自然语言并基于经验、非形式化和非演绎、反映认知的规律三大特征。认知逻辑放弃作为思维立法者的企图 ,在语言基础和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关心人 ,关心语言的使用者。认知逻辑将语言、逻辑与认知整合成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体系 ,并与整个认知科学相关联 ,从语言、心理、脑与神经、文化与进化等多方面介入对人的生理、心理、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因此 ,认知逻辑是一种在新世纪展现认知科学特征的新的逻辑理论。

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个解读

黑格尔对异化的理解是积极的,而费尔巴哈对异化的理解则是消极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从"对异化的彻底否定"到"对异化的积极肯定"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视角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而且从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来看,它还意味着马克思由此开始了思想转变,走向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征程。

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塞尔的“中文房间争论”及其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JohnR .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 ,认为它是对包括图灵标准在内的已有人工智能标准的挑战。本文继而对“中文房间”模型的逻辑基础问题进行讨论 ,指出基于二值逻辑的二进制计算机系统只能是非智能型的 ,智能计算机系统需要使用除经典二值逻辑以外的更多的逻辑系统和方法。作者给出了多值逻辑理论计算机的一些例子。本文最后指出 ,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应该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新标准。塞尔标准的意义在于 :它说明机器智能是有限度的 ,机器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能。因此 ,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恒久适用的标准。

对象化与异化是否同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重新解读

在《巴黎手稿》的研究史上,卢卡奇曾提出过一个"黑格尔将对象化等于异化,而马克思则严格区分了两者;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的命题。但是,如果仅就《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部分而言,这一命题是正确的;而对《第三手稿》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而言又是错误的。卢卡奇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没能看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所做的"狭义"和"广义"之区分,没能看到《第一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异化概念的差别。因而,重新解读的意义在于指出"卢卡奇命题"的适用范围,重新定位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