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星星”有关的几首歌——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局副主任检察官周星星

她叫周星星，当第一次在全院花名册上看到她的名字时，作为“星爷”的一位铁杆粉丝，我忍俊不禁。今天，当我回过头来看看在认识她的这几年时间里，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她所表现出对法律的信仰、对检察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公诉工作的执着追求，我忽然发现，这些远比她的名字更响亮，更值得我去尊重。星星是我院公诉局的副主任检察官，也是院里的文艺骨干，

有这样一支队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工作侧记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只有二十二名成员，但每一位成员都以钢铁般的意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顽固的堡垒。这支战斗在反腐败第一线的检察队伍，用对党对人民对检察事业的无限忠诚，维护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捍卫着法律的神圣和尊严，用他们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曲人生最美好的乐章。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队伍——渝中区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反思与重构——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的改革为例

围绕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要求,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归类检察人员,制定了"权力清单"和监督考核办法,从理念上实现了司法实务和行政事务相分离,从根本上改变了检察权决策主体和决策路径,从制度上强化了直接、亲历的裁判原则。但是,本次改革中检察官的主体地位未能根植于内心,检察官权力不完整导致的决策路径矛盾,检察官与助手之间的矛盾未能根本解决。在下一步的改革设计中,必须结合这些问题展开,注重职权配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人民检察院对成渝金融法院实施法律监督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专业化、跨省级区域新型专门法院的设立和发展将会成为新的改革方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成渝金融法院的监督可能存在思维转变难度大、缺乏专业化机构、职权内容和工作定位不明确的难点,应从转变思维、监督机构设置专业化、工作内容专业和全面相结合的方向,探索对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跨区域新型法院及时和有效的监督方式。

司法责任制视野下检察人员业绩评价制度的导向、构建与结果运用制度研究——兼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践为考察对象

检察人员业绩评价制度属于完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范畴,是当下司法责任制改革收官阶段的完善措施。检察人员业绩评价制度应实现'从集体到个体''从管理到激励'的导向转变。应发挥司法档案的作用来构建科学的检察人员业绩评价制度,并以个体激励为中心运用业绩评价结果。基层检察官在宏观政策指导下虽在业绩评价制度建构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需上级政策支持和业绩评价指标的优化。

捕诉一体视阈下侦查监督之实务困境及其破解——以C市Y区人民检察院“捕诉一体化”工作机制为例

侦查活动监督系检察机关履行检察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捕诉一体办案模式蕴含的提升诉讼效率、强化引导侦查、增强办案责任心等方面的优势,为侦查监督工作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实践中,办案理念更新不及时、考核激励机制不合理、监督刚性不足、监督线索来源不畅等顽疾仍未根除,加之捕诉一体办案模式施行后办案节奏不协调、检察官应对捕诉一体化工作能力有待提升等新问题的出现,致使侦查监督工作成效不明显。为解决这些问题,可通过建设专业化监督队伍、提升监督工作刚性、拓宽监督线索来源途径、构建科学业绩考评机制等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进一步夯实侦查监督工作。

渝中区院“2008年度之最”

在《法律与监督》开展“我身边的榜样”征文以来，渝中区检察院以此为契机，在全院干警中展开了征文活动。大量来稿推出了一批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个人和团体，他们既秉承光荣检察传统，又富有鲜明时代特征，涵盖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战线的检察官的共同特征。现撷取其中部分佳作，与读者共享。

重庆渝中区检认罪认罚从宽试点中的问题与破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一项重大创新性制度,其中主要包含“程序上从简”和“实体上从宽”两个要素。本文笔者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试点实践为样本,探究试点工作开展一年以来的运行效果后发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保障当事人权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诉讼效率等方面收效斐然;但实践中也暴露出确定刑量刑不够精准、辩护人签署具结书后反悔、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上诉等问题亟待解决。从实际运行层面来看,要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议从大数据辅助量刑、规范律师作用、加强认罪认罚制度约束等方面着手。

检察一体视域下知识产权检察履职模式比较研究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的知识产权检察职能集中统一履行试点工作中,各地结合本地需求、案件数量、现有机构设置等实际情况,主要创建了三种集中统一履职模式,即设立专门机构的上海模式、指定专属管辖的福州模式以及建设知识产权办公室和专业团队人才库的重庆模式。为实现改革目的,应当在同时考虑内部一体和上下一体、办案和人才培养、内部挖潜和外部借力、立足当下和兼顾长远的情况下,实现案件办理、人员管理、对外协调的省级统筹,保障知识产权检察的集中统一履职效果。

独任检察官组的实践运行及优化——以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改革试点为视角

以员额检察官为核心的独任检察官组作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形式之一,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但应当看到,当前独任检察官组在人员类别构成、检察权配置、岗位职责划分、司法责任承担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亟须通过健全独任检察官组人员组成的结构、合理设定独任检察官组检察权限、科学划分独任检察官组岗位职责、明确独任检察官组司法责任的分担等对独任检察官组予以完善。

检察机关应对证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作为八种法定证据类型之一,在刑事诉讼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证人出庭难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顽症。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做出了完善,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范围的基础上,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补偿制度和证人保护制度。可预见的是,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证人出庭将成为常态,检察机关势必要在保证证人出庭、应对证人翻证、有效出庭支持公诉、公诉人才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方能有效地履行指控犯罪职能,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给检察机关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论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权力。在对机动侦查权含义、性质及现行法律规定缺陷分析的基础上,对扩大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并进而对机动侦查权运行机制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归位

随着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划离,新的司法体制重新建立,检察机关迎来了自恢复重建40年以来最大的变革。职务犯罪侦查权“依赖症”使得检察机关本有的法律监督职能被进一步忽视,也给检察机关的对外关系与内部架构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依赖症”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自身所存在的刚性不足和可操作性差、“监督伤和气”观念的存在、“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框架,以及“人、财、物”不独立的制度设计等。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为使检察机关顺利回归其法律监督职能之定位,应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权和抗诉权、突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并制定专门化的法律监督法。

强化内部监督 完善绩效考核 努力探索检察官履职管理新机制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分类改革框架方案》和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深化检察体制改革的要求,2004年初,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在渝中区检察院正式启动。通过检察人员分类改革,将检察人员划分为检察官、检察官助理、检察行政人员三大类别,突出了检察官的主导作用。

预防儿童性侵害案件的思考--以A区检察实践为基础

随着儿童性侵害案件不断被披露，儿童性安全保护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在事后惩罚的同时防患未然，检察机关在预防儿童性侵害方面又该扮演什么角色？该如何作为？本文正是在分析此类案件的共同特征及原因的基础上，以A区检察院实践为基础，结合现行相关制度及作为之不足，探讨了检察机关在儿童性侵案防范领域里的作为空间及具体措施，以期能为中国儿童的性安全共创一片蓝天。

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工作探析

摘要：严峻的金融安全形势及现行金融监管的缺陷决定了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有其必要性。但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的现状存在不足。完善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工作。须从试项工作的特性出发，明确开展工作的原则，继而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思路调整和应变对策——从律师提前介入角度的分析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已从修改前的审判阶段直接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对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为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开拓事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律师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执业风险也明显增大了。对此,反贪侦查人员应正确对待律师提前介入适应侦查工作转变,树立证据核心意识。

部分试点检察院主任检察官的职权配置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1]总体上，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所确定的45项由检察长、副检察长行使的职权，根据权力的性质、特点、影响等，由检察长向不同办案部门的主任检察官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授权。整体上讲，对公诉、诉讼监督、自侦部门的主任检察官授权程度依次递减，行使审查批捕、公诉等职权的主任检察官可以更为独立。对于非终局性的权力如起诉权，由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而不起诉等终局性权力，则不完全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重大程序性问题，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他案件或事项可由主任检察官决定，对于应由检察长决定的事项，主任检察官有权提出建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认定及退赃退赔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和退赃退赔责任认定是司法实务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对常见的如重复投资和吸收本人资金是否计入犯罪数额、退出违法所得和退赔责任如何区分、能否以本人投资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等疑难问题,通过梳理法律、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对重复投资应以是否有资金再次投入情况确定是否计入犯罪数额,吸收本人资金应计入犯罪数额,对退赃退赔应以主从犯为主、犯罪层级为辅确定责任,对投资抵扣问题,在涉案资产分配是国家权力决定背景下,行为人本人投资不能直接抵扣违法所得和罚金,但主动放弃资金清退可以获得从轻处罚。

我国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法律问题研究综述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法律问题的研究是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外合作办学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主体性质之争、相关法律制度与WTO规则的衔接、监管机制以及配套法规等方面。如何建立健全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机制和填补比较研究的空白,应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