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演变、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

基于2002-2017年165家银行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方法实证检验金融结构演变视角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的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影响,随着直接融资占比的上升,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显著减少,但负债端风险承担显著增加;控制住金融结构的作用之后,货币政策对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和负债端风险承担也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具体来说,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紧缩使得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显著减少而导致银行负债端风险承担显著增加,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紧缩则使得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和负债端风险承担同时减少;此外,货币政策与金融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交互影响,随着直接融资占比的上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的影响减弱,对银行负债端风险承担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显著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和负债端风险承担的影响都受到削弱。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对货币当局、监管部门以及商业银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银企三方博弈下绿色金融发展策略研究

以绿色信贷为例,将政府、银行和企业看作一个绿色金融系统,探讨三方绿色金融发展博弈问题。考虑绿色商誉对绿色信贷投放和博弈主体收益的影响,构建微分博弈模型,分别考察分析了在非合作契约、政府补贴合作契约和协同合作契约三种情形下,政府、银行和企业的最优绿色投入策略、各自的最优收益水平以及系统整体最优收益,并通过算例分析进行验证。研究发现,相对非合作模式,政府补贴契约可以有效改善银行和企业的绿色投入行为,以及参与主体的收益水平;协同合作契约下,政府的绿色金融投入行为和系统整体收益达到最优;一定条件下,政银企三方合作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最优策略选择。

政府引导视角下航运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发达的航运金融市场是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特征,而航运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引导模式。从政府引导视角分析航运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重点对比分析航运金融市场发展现状、航运金融营商环境,并由此得出中国发展航运金融助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启示,即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基础性作用,紧密围绕现代化航运经济体系建设和优良营商环境打造,统筹推进航运金融需求生态、供给生态、服务生态的协同发展。

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及其异质性测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既有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还没有文献进行探讨。本文基于2010—2017年60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测算出货币政策的变动对单个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风险承担增加(减少)。除了外资银行之外,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强,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次之,对区域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对最小;相比之下,数量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对区域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对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次之,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对最小。

商业银行构建大健康场景金融生态圈问题探析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大健康产业被视为未来拉动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一大支柱。本文在分析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背景及市场前景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健康产业的整体把握,剖析了商业银行构建大健康金融生态圈的参与现状及掣肘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商业银行应如何基于自身禀赋和优势,借助政策红利,参与并助力大健康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