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研究综述——以高校教育惩戒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法治社会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法治教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回顾与展望的方式,梳理并分析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以高校教育惩戒为中心进行深入考察。研究综述显示,大学生法治教育在科学内涵、多元协同育人机制和法治基因挖掘上都做了一些思考,但仍面临理论研究不足与实践成效不容乐观的困境。教育惩戒作为法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要进一步重视教育惩戒的规范运用,确保其既符合法治精神,又能有效促进大学生的法治素养提升,进而构建一体化的法治教育体系。最后,展望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要深化“两个结合”来引领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内容拓展,推进“思政一体化”建设来指引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改革创新,加强“双队伍建设”来夯实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践基石,以实现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全面优化和创新。

村居养老服务建设中村规民约的效能分析及推进举措——基于浙江省温州市域的乡村考察实践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形式,有助于填补农村养老福利的缺口,成为政府正式制度下养老安排的重要补充。本文通过对浙江省温州市域三区范围内的乡村进行考察,根据实证样本数据探析村规民约对村居养老福利的作用,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层面的影响因子进行详细分析发现:在面对村规民约条款瑕疵、制度虚置、供给不足等新生困局时,通过村规民约有效推动村居养老,应当从优化奖惩措施等制度入手,注重配套供给机制的完善,从而推动相关养老条款的“落地”,激发乡村自治活力。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村规民约:识别、困境与出路——以温州市瓯海区部分乡镇为样本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高效合理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支撑,而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则需要持续优化和创新村规民约。文章以温州市瓯海区部分乡镇实地调研走访获取的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展开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中村规民约实施现状的审视反思,发现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方面存在着权威不足、内容趋同、执行不畅等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规则之弊及运行之需等多方影响因素的制约,建议从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体系,提高村规民约的权威性与执行性等方面入手,就当下村规民约存在的困境予以纾解。

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研究——以温州大学曾联松国旗文化工程为例

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为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本文提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与本土红色文化相融合的必要性,且归纳和总结曾联松国旗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在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爱国爱党与爱乡、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上,以温州大学曾联松国旗文化工程为例,其探讨本土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丰富内容体系、创新教育载体、发挥基地作用和促进校地合力的具体实践。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逻辑、评价体系与实践场域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法治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保障。高校是普及法律知识、熏陶法治情感、培养法治意志和推进法治实践的战斗堡垒,对全社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具有先锋模范作用。新时代有着新要求、新期待,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蕴含着培育法治素养“知-情-意-行”的内在逻辑。而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具有大学生自我教育与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双重维度,构建“知-情-意-行”的法治素养评价标准体系和“国-校-家-社”的多元协同育人机制有益于培育目标的实现。

《民法典》背景下的民法学课程思政变革

我国《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对民法学课程思政实施方案的统一、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法学课程思政的实施中,需要明确课程思政的推进目标,这是统一课程思政方案的基础。同时,应重点从《民法典》编纂历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兴民事权益诉求三个维度,挖掘以《民法典》为中心的民法学课程思政元素。民法学课程思政的推进应立足于我国社会基础,立足于回应当代民众的权益诉求,教学活动应全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教学,教学内容与方法应充分体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体现《民法典》的时代性。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机关事务“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而“两化融合”是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然而实践中主体地位不明、部门利益分割,地方标准不完善、不切实,数字理念不强、合作参与力度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两化融合”的纵深发展。通过对温州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地方实践的观察发现,以标准化引领信息化,建设面向信息化的标准体系,以信息化助力标准化,建设面向标准化的信息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配合的保障机制,是破除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困境的创新路径。

《民法典》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范分析与实施路径

《民法典》补全老年人行为能力,为老年人从家庭生活进入到社会生活提供基础性保护,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手段,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的规定具有普遍性、基础性,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基本前提,《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在《民法典》的基础上,结合老年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有关规定予以落实,以实现对老年人的特别保护。但《民法典》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非简单的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一方面《民法典》为老年人权益保障“奠基”,即为老年人重新进入社会提供基本法律条件,同时从民事生活的角度为老年人提供权利保障,另一方面,《民法典》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其他法律协力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人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提供保障,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对于《民法典》中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规定,还须加强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并有待行政法、司法解释等对其进行细化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要求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还需要在程序法上设置与弱势群体相配套的行权“轨道”。

“制度——技术——效能”视角下人大基层单元数字化改革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人大基层单元制度是面向数字社会的人大代表联络站的迭代升级,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步骤,其核心要义在于联系与治理的双重功能,与数字社会分布互动的数字联系和开放参与、智能高效的数字治理相契合。研究发现,温州市人大基层单元的数字化改革实践,通过搭建数字联系的基层架构,代表的履职能力与工作效能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人大基层单元数字化改革仍面临与群众联系的覆盖度、精准度和可信度不够,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场景化应用欠缺,数据赋能作用不明显等困境。从“制度—技术—效能”互嵌与赋能视角,提出优化民主协商与民主监督的场景化应用,运用智慧大脑和数据分析赋能人大工作,进一步丰富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探究

在社会法特别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系到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及社会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在社会法纠纷解决时主要适用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与社会权救济存在冲突,影响救济效果。基于社会法纠纷的性质,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原则,通过一般规则、举证责任专属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妥善解决社会法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扩张的法理阐释

惩罚性赔偿是一种加重赔偿的特殊民事责任,本是填补性赔偿原则的例外和补充,但《民法典》及一系列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日渐扩张适用的趋势。这种扩张适用的法理依据是以公法之长克私法之短,以严惩恶意侵权;其现实基础表现为风险社会倾向的进一步加深、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恶意侵权屡禁不止以及环境治理乏力等;其经济动因则体现在降低并内化预防成本、弥补被低估的损失、引导受害人积极追偿、防止侵权人逃脱责任和鼓励事先交易等。通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扩张,可以打击主观恶性极强的严重侵权行为并更好地救济受害人,醇化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论基于数据信托技术的公共数据有偿授权运营模式

实践中,公共数据有偿授权运营因上位法缺失、数据确权争议、缺乏交易信任机制、缺乏合规分配方式而存在“授权难”“运营难”“监管难”“收益难”等现实困境,这制约了其广泛开展。困境背后,是既有解决思路忽视了公共数据有偿授权运营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属性和数据交易与“物”的交易之区别。公共数据的属性与数据交易的特点,决定了其法律构造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完成了公共数据确权,而在于如何防止受让方、受托方滥用公共数据。因此,以商事信托为基础的数据信托结构与公共数据有偿授权运营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数据信托受托人的“信义”能够破解数据交易安全难题,建立交易信任机制;信托财产的法律特点能够破解数据确权争议;信托的资本化运作则能有效推进“数据财政”的建立。通过颁行专项条例、成立运营平台、制定合规的收益分配方案、授权相应政府部门确立运营与监管体系,可有效推进我国公共数据信托化有偿授权运营模式的建设,形成公共数据要素流通市场大循环,实现公共数据红利全民共享的目标。

论个人破产“诚实而不幸”司法认定的不足与完善

“诚实而不幸”是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的前提条件,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并未厘定其具体内涵和构成要件。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司法实践对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认定需要满足“正当性原因负债”和“具有诚信品质”两个实体条件,同时还须“债权人同意”这一程序条件。以上条件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构成重大障碍,且实体条件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的现实难题。为此,可借鉴《德国破产法》的立法经验,重新厘定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具体内涵及其构成要件,同时建议引入个人破产的前置性程序,进而降低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门槛,更好实现个人破产的制度功能。

碳排放权作为数据产权的理论逻辑及其制度展开

碳排放权的属性定位对碳排放权权能范围与利益形态具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法律属性定位为当前学界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视角,但仍存在各自的解释论困境。基于对碳排放权公共政策目的之价值导向与数据产权结构的理论逻辑分析,碳排放权在市场交易阶段体现出浓厚的数据产权特性。加强碳排放权的数据产权保障,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明确碳排放权的主体制度,建立健全大气环境容量数据化交易制度,强化碳排放权常态化监管制度,进而优化碳排放权法治化路径,确保我国减污降碳目标的实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阐释及价值表达——基于词频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现实已有十年,其精神蕴含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际合作与发展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之中。采用词频统计的方法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至今的历史逻辑和实践价值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本挖掘进行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这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实现合作共赢为核心,推进各国合作发展,用中国智慧打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情怀表达。

信用社会建设背景下犯罪前科的泛化及其应对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失信评价与信用惩戒不断融入犯罪治理领域,导致犯罪前科不断泛化,主要表现为前科内容的生活化、负面影响的牵连化和救济途径的稀缺化。造成犯罪前科泛化的原因主要在于信用规范加重法定义务、失信标签引发道德谴责和前科消灭制度仍需完善。在社会信用体系与犯罪治理体系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可以借鉴社会信用理论与信用社会建设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应对犯罪前科泛化的态势。具体而言,应当通过明确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完善前科事实的规范处置机制和提升前科消灭制度的复权效果等措施系统构建前科消灭制度,进而着力消解犯罪前科泛化后导致的负面影响,实现保障人权和防卫社会的平衡。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理论证成与规范重塑--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191条

债权人利益频繁受公司管理层侵害,董事与第三人产生新的代理问题。在公司法语境下,有过错的董事在直接或间接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应承担责任。公司正常经营时,过错董事应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司履行不能是董事担责的关键因素;当公司濒危,董事对债权人负有维持财产价值的信义义务,若公司财产不当减损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此时既满足侵权责任要件、亦有承担信义责任的基础,故此阶段过错董事担责是侵权责任与信义责任的竞合。同时董事与公司作为独立民事主体,过错董事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由于不同董事权力大小不同,宜对董事赔偿标准差异化设置以平衡董事利益。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意义及问题与完善——兼论该立法在我国的演进及域外状况

立法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保障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内在需要、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客观选择,其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快速发展与全面发展三阶段后,已进入了立法理念偏向生物安全保护的新阶段。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项法律,体现了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切;而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还存在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有待提升、内容存在不足以及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等明显缺陷,需要将“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完善现行立法中的相关制度,并构建更为完善的相应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