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背景下审判委员会职能合理定位的路径选择——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改革为视角

在新一轮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中,审判委员会职能的合理定位是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前提。审委会应当以宏观指导职能为首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摒弃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职能。审委会讨论个案并未割裂审理权和裁判权,不具有根本性的制度障碍,但是目前司法实务中基层人民法院乃至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讨论具体案件上,且审委会讨论个案的运行机制涉嫌程序违法。基于此,可以通过落实审委会列席制度和回避制度消解审委会讨论个案面临的程序违法诘难,通过限缩审委会讨论个案的范围、建立专业委员会以及议题上会过滤机制抑制审委会讨论个案的职能,通过加强研究性案例的培育和调研、建立决议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审委会宏观指导职能的发挥。

念好“四字诀” 续写新时代——温州法院关于“八八战略”的答卷

时间如潮涌,滚滚向前,奔腾不息。20年来,“八八战略”深刻改变了浙江,引领了温州的精彩蝶变,也坚定了温州法院走好守正创新、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之路的决心与信心。

法院案件执行信息化建设的必经之路——解读温州市网上点对点执行查控体系

一．全市建立网上点对点执行查控体系 为打造“平安温州”、“法治温州”，进一步完善温州市综合治理执行难五大体系建设，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今年起重点推进查控系统建设，并将在今年下半年全面建成全市二级法院网上点对点执行查控体系。

温州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六项亮点

在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推动破产审判工作中，温州法院从解决重整企业信用修复难题、建立税费协作机制．设立破产专项援助基金、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等方面优化破产审判协同环境，建立健全破产案件审判机制，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总结出了一系列破产审判经验，被浙江省委深改组确定为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关于加强和完善金融债权司法保护的调研——以温州法院实践为例

银行资产状况事关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受民间借贷风波等各种内外因素影响,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迅速攀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高发,给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带来了不小挑战。面对上述情况,温州市两级法院充分发挥职能,创新工作举措,加强金融债权司法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金融债权司法保护工作中还存在若干难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审判执行工作,同时,金融机构应规范经营,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

“僵尸企业”司法处置路径探索——立足于以温州法院的实践

在当前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对破产制度有所期待的形势下,本文在总结温州破产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梳理实践中遇到的障碍和问题,并提出粗浅建议,以期为同仁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应移尽移 应立尽立 执破协同 温州中院不断推进和完善执破融合工作机制

近年来,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大力推进“执转破”改革实践基础上,构建起“应移尽移、应立尽立、执破协同”温州执破融合工作机制,持续推进破产办理便利化,有效化解大量执行积案,形成了执破融合温州经验。

温州农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城市居民在农村购房日益增多,随之发生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也层出不穷。法院在面对此类案件时,既要认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又要妥善处理房屋所有权及其所占宅基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办理问题,困难重重。现行法律不应与实践背道而驰。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的角度看,法律只有规定农村房屋的所有权和其所占宅基地可同时自由转让,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才能最终得以解决。

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的法律续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146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梳理,笔者发现涉及对司法规则进行充实、修正甚至创设的案件达60件,相关案件改判比例较高,案件类型也相对集中。这些案件往往面临着法律规则模糊、缺失、冲突等情形,为了得出一个公允的判决,法院综合运用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多种方式明确司法规则。权威判例中的法律续造对司法秩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保证法律续造形成的规则的合理性,笔者从裁判说理、案例指导、价值判断等几个方面对保障法律续造的正当性进行了探讨。

家事审判改革的“温州经验”

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是预防和化解家事纠纷的本质要求,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温州中院以全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为契机,回归家庭本位裁判理念、创新家事审判体制机制、推动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在家事纠纷预防化解方面传承和发展“枫桥经验”,形成了家事审判的“温州模式”,得到上级法院的高度肯定,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浙江省委发文要求“总结推广温州家事审判改革经验”。

无法清算破产衍生诉讼案件的裁判思路

无法清算破产衍生诉讼案件兼具企业破产及无法清算的特点,其审理和裁决过程相当复杂。在请求权基础方面,需要合理区分为未及时申请清算与未依法配合清算两种类型或两种路径。在当事人身份及责任主体方面,需根据法定义务履行情况明确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厘定债务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有关人员及股东的责任,明确相关法律适用的障碍与衔接问题。在因果关系方面,需要依法认定债务人企业的有关人员行为与无法清算所致债权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界定免责抗辩事由。在赔偿范围确定与判决主文表述等方面,需要更加审慎明确地结合无法清算破产衍生诉讼案件公平受偿特点,将赔偿款项归入破产财产。

论民事诉讼中诉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诉权滥用的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越发普遍,不仅损害了当事人利益,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对诉讼程序的破坏。究其原因,是我国对诉权滥用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制。本文主要对民事诉讼中诉权滥用形式以及滥用的危害进行分析,并深入探究民事诉讼中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制,重在以程序性规制、实体性规制及思想上的规制,对诉权滥用行为加以规制,确保诉讼程序的良好运行,提高国家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破解“程序空转” 书写抓实“公正与效率”的“温州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于人民法院而言,抓实“公正与效率”这个永恒的主题,就是要高质高效办好每一起案件,既在实体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也在程序上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两级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深入开展“程序空转”治理,在前端抓诉源治理、中端抓办案质效、未端抓执源治理,以更少流程、更优服务让正义提速、为群众减负。

论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的激励性引导与规制

法院的执行难与破产启动难问题,严重影响与制约到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改变了仅由当事人申请启动破产程序的模式,为"半职权化"的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确立了法律依据,但并未对法院内部如何衔接作出具体规定。本文对比法院执行与破产案件数量,从执行移送破产程序的现实困境、学理分析、激励机制构建等方面进行分析,本着无缝对接、执破双赢的理念,增强激励性机制的规引作用,采取强化职权与尊重自治并重的模式来启动破产程序,化解执行难的同时开启破产门,有效发挥破产法治功能,提升法院服务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罚金刑执行难解决途径之探索

罚金刑在我国作为一种附加刑而存在,在刑罚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然而,任何一种刑罚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通过对罚金刑执行现状的反思,提出了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制度构想——主刑化。

当前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温州就一直是毒品犯罪的重灾区,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占浙江全省总数的 60.91%,毒品犯罪案件数量约占整个浙江省的三分之二。为了依法严厉、准确地打击毒品犯罪,笔者到温州毒情严重的乐清、鹿城、苍南等地法院就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对毒品犯罪案件审判中遇到的证据审查、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以及立功等疑难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对策。

网络司法拍卖买受人悔拍行为规制研究

社会公众对于网络司法拍卖的特殊性缺乏正确认识,竞买出价前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心理,以为像普通网购一样享有反悔权,可以随意竞价,更有的认为法院负有瑕疵担保责任,觉得拍卖财产与自己所想不符时可以解除合同,悔拍行为呈现出随意性。网络司法拍卖在行为性质与法律效力上有别于商业性、任意性拍卖,而竞买人对此缺乏正确认识,使网络司法拍卖的竞买出价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本文针对网络司法拍卖买受人悔拍行为展开,分别从买受人悔拍形态、悔拍行为法理评价、法律适用现实困境以及风险规制四个层面予以阐释,并就买受人悔拍行为提出实行赔偿性与惩罚性相结合的违约金制度、强化差额执行威慑力、建立网络司法拍卖黑名单制度等规制建议。

转型期民事纠纷的可诉范围研究--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民事纠纷如果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必须具备"可诉性"或"可司法性",即具备由诉讼来解决纠纷所需要的条件或特征。关于纠纷的可诉性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模糊、不确定的。本文分析了现行法律规定下,纠纷可诉性范围存在的问题,引申出"诉的利益"的概念。诉的利益是我国诉讼法上所没有的概念,通过对诉的利益的分析,纠纷的可诉性可以得到合理的界定。此外,还对诉的利益的制度保障提出了对策和思路,并建议完善诉讼外的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

检视与重塑:无罪判决异化困境与理性回归——以审判中心主义的构建为视角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不敢也不愿直接宣告无罪,无罪判决异化现象突出,引起了广泛关注。无罪判决作为一种法定的刑事判决类型,系人民法院生杀予夺之重器,关乎当事人权益保障、犯罪分子惩治与社会和谐稳定,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我国无罪判决率走低之现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司法人员在定罪量刑上逐渐趋同,办案素质与能力不断提高。但无罪判决率持续走低乃至趋零,逾越了其本应存在的合理区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程序的遵守不尽法,刑事司法程序中公检法之间的制约不足、配合有余;二是次生的责任不易避,无罪判决所引发的诸如绩效考评、责任追究、国家赔偿等次生问题不容低估,更不敢忽视;三是出罪的环境不宽松,综治维稳形势、党政机关、社会舆论压力(包括被害方)以及法官缺乏依法宣告无罪的勇气等案外因素,极大地挤压了无罪判决的适用空间。无罪推定若要固守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唯有从制度规范层面找准切入点与突破口,严格贯彻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限缩影响无罪判决异化的各种干扰因素,无罪判决方能依法理性回归。

少年司法制度一体化的立法研究

一个有效的少年司法制度能涵盖所有与儿童权益相关的活动、机构、组织、功能,少年司法制度一体化,也因此成为一个现实需要和必要。现代化的少年司法制度,需要先进的少年儿童观、轻缓型的少年刑事司法理念、儿童权益优先保护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原则理念的支持。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体化,是以保护少年权益为核心,在先进少年司法的原则、理念、观念的主导下,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视角,把少年司法制度和其他社会资源整合为一体,进而形成"社会·司法体系"、"刑事·民事·行政体系"、"刑事·福利"、"维权、教育、预防、矫正、观护体系"等几大体系,并形成一个交叉有效多轨全面的保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