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国演义》的叙事模式与中国文化思维的关系

关于《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论著已很多,本文拟从“叙事模式与文化思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再论《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刻联系。 一、《三国演义》的叙事体例、结构与“历史化”思维 作为一部历史演义,《三国演义》的叙事体制、叙事结构等都深受史籍的影响。罗贯中名其书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家乐腾踊——明清戏剧兴盛的隐性背景

明清家乐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 ,其兴起、鼎盛、衰歇与明清戏剧的命运息息相关。明清家乐以其恢宏的规模气度、完备的演出功能、顽强的生存力量奠定了其剧坛优势地位。家乐的兴盛是明清戏剧繁盛的直接推动力量。

略说《西游记》与道教

近来的《西游记》研究,仍然关注于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而这问题和《西游记》宗教倾向、思想价值的判断直接有关系。由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公案未最后判定,于是引来混乱。有论者认为《西游记》出于道教徒之手,全书旨趣是阐扬道教的丹经妙理。对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断定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是需要进一步的确证;但《西游记》绝对不可能出自道教徒之手,《西游记》绝不是一部道教的“西游证道书”、“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

史铁生小说的悲剧意识

“有两个人的两种状态,叫人不由得不震慑——一是张承志君的放歌,一是史铁生君的沉默。”这是作家韩少功对何立伟的私语。史铁生君的沉默我没有领略过,但读着他的小说,我同样地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震动。他的小说,大多是述说残疾人对命运的抗争:一个说书为生的老瞎子,为了能够复明,拼命地弹唱。

广告中的悖义现象及其规范问题

广告中的悖义现象及其规范问题□盛爱平在铺天盖地的药品、营养保健品广告中，这样一些类型的语言错误屡见不鲜、俯拾皆是：（１）×××胶囊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形·体·消·瘦·和·倦·怠·乏·力·有·恢·复·效·果·……（２）考前连续三周服用×××...

试论语境在语法研究中的功能

语境与句式、语境与歧义、语境与各种语言单位的关系,与语境的匹配功能、解释功能、定位功能和创造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苏轼的和陶诗

苏轼的文学生涯历来引人注目,可以说他是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诗歌题材广阔,风格多样,在其生前就流行于世的《和陶集》就是其中之一。但现在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它。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再认识。苏轼和陶诗是苏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由早期诗歌的豪放风格向后期诗歌的平淡风格转变的最明显、最集中的标志。

大荆方言的连读变调

大荆位于浙江省乐清县的北部,方言属于吴语中的台州片。本文主要讨论大荆方言两字组连续变调。记音以区所在地的方言为根据。壹大荆方言的声韵调1·1 大荆方言有声母37个:

贾宝玉与霍尔顿形象比较论

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与时代孕育的产物 ,贾宝玉与霍尔顿这两个形象却在性格、思想、行为与命运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相似 :他们是各自时代、社会的“不正常”者 ,具有叛逆的性格 ,与社会分离 ,因而他们孤独 ;他们只想找到他们所向往的真与纯的世界。他们将理想分别建立于女儿世界、小孩世界之上 ,但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现实原因 ,他们的理想最终破灭了。他们都是“非英雄”形象、颓废者 ,他们没能改变社会现实 ,但他们仍有着救世的愿望与对众生的关爱。

贾宝玉:一个结构的解构因子

一对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是理解《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关键所在，历来的评论者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哲学美学或形式结构诸角度出发，并且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评析贾宝玉，为贾宝玉冠上诸如“叛逆者”、“多余人”、“护花使者”、“救赎者”等称号，藉此来...

文化冲突·命运观念·感伤色彩——师陀的《果园城记》和都德的《磨坊文札》

每当提及师陀的《果园城记》,我总忆起法国作家都德的《磨坊文札》。这不仅仅因为东西方的两位“文体作家”文笔那么优美、高雅,他们部分别在各自熟悉的背景上——果园城和罗纳山谷的磨坊——编织着一则则平凡的小故事,以此构筑成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整体;主要是因为他们那娴熟而平静的叙述都具有非凡的情感穿透力,令你在不知不沉之中,陷身于感伤的雾霭;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元代妇女再嫁问题初探

本文通过对前代婚俗、贞节观念以及与元朝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发展变化关系的考察,初步探讨了元代妇女再嫁的问题。文章认为程朱理学并未对宋代妇女的自由改嫁产生实际影响,而一直实行收继婚制的蒙古、色目婚俗则对贞节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淡化作用;历经战争破坏的前期元朝,出于经济恢复的需要,大力鼓励人口的增殖,因而对妇女的再嫁采取宽松、自由的态度。元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复苏、蒙古贵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和理学家在中央政权内影响的扩大,贞节观念得到官方的重视与强调,但终元之世,妇女自由改嫁的风气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