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法治智库研究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徐汉明教授访谈

瞄准国家与社会需求,"捏着"问题搞智库研究,明确提出聚焦社会治理法治化,打造现代新型高端法治智库。徐汉明教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生产法治智库产品,研究重大法治问题,破解重大法治难题,服务法治社会发展。以检察学研究为发端,徐汉明教授将研究领域延伸至诉讼法学、刑事政策、职务犯罪惩治和预防、产权制度创新理论、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等。三年时间,他率领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心-研究院")研究团队,从"零起步"摸索到如今的"超常规"发展,开创全国高校新型法治智库建设"中南模式"。对徐汉明教授而言,这既是他从检察系统领导岗位卸任后的"华丽转身",更是他不断求索与播种新型法治智库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

党政主导下的地方法治评估实践研究——以湖北法治评估模式为例

法治评估在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地方党政主导下的以工作考核为导向的法治评估属于特殊类型的法治评估,不应以理论意义的法治评估典型范式来完全否定,党政主导下的地方法治评估实施困境,为理论界研究地方法治评估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地方法治评估的完善路径在于,理论研究应支持解决法治评估实践问题,回应地方法治评估实践可能形成"法治割据"的质疑,重点解决法治评估实践困境的理论问题,研究培养法治评估人才的可行路径,培育独立第三方实施法治评估的生成环境。

政府绩效管理的有效性机理研究

我国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实践证明,实行政府绩效管理是提升政府管理质量的有效路径。但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机理是过程管理,而绩效管理的实质是成果管理,一些地方以过程管理的思维模式推行政府绩效管理,致使政府绩效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十四五"时期,需要在牢固成果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完善绩效管理制度;需要建立健全对重大决策的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需要以增强专业性和公开性为重点,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需要以完善评估指标体系为重点,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一体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基于《实施方案》与《规划》衔接的视角

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2015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作出了一体化发展的全面部署,7年后出台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与其进行了有机衔接。在总体要求上,坚持“一盘棋”思想,强化政策统筹、一体推进。从主要措施来看,一是着力构建“三核三圈三带多节点”的空间格局,继续推进空间开发一体化;二是以提升互联互通效率为重点,继续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三是构建科技创新共同体,继续推进产业发展一体化;四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五是着眼共同增进民生福祉,继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六是着眼提升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水平,继续推进对内对外开放一体化。

“五个湖北”建设

2012年6月9日至13日召开的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建设富强湖北、创新湖北、法治湖北、文明湖北和幸福湖北,“五个湖北”建设新思维凝聚了多年我省在创新建设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与前瞻性.其丰富内涵体现在“富强、创新、法治、文明、幸福”等新价值理念取向上,反映了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推动“三化”协调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工作总基调.建设富强湖北,重在“三化”协调;建设创新湖北,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创新战略政策,把思想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动力之本、发展之源;建设法治湖北,主要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文明湖北建设,要在加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精神高地、文化强省、美丽湖北,为湖北总量进位、质量升级提供精神动力、文化支持和生态保障;在幸福湖北建设中,应积极对接国家相关战略,使人民群众真正从中得到实惠,重在念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八字经”.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力促进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全方位开放,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外市场的对接和融合,为包括湖北在内的广大内陆地区提供了以开放促发展的大好机遇.“五个湖北”建设新理念新战略立意高远,指向明确,是我省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总抓手.以下是部分专家学者的一孔之见,以飨读者.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中国临时仲裁的制度设计——以《仲裁法》的修改为中心

临时仲裁法律制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是否健全的基本指标之一,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商事案件类型和结构所出现的新特点,案件审理所涉法律制度和规则的特殊性对纠纷解决机制所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新背景,均为临时仲裁制度在中国的本土适用提供了生长土壤。我国《仲裁法》在修改时需在立法层面确立临时仲裁的法律地位,设定临时仲裁专门规则,创建一个新的仲裁系统,变仲裁机构导向体系为仲裁庭导向体系;确定临时仲裁的管理机构,避免临时仲裁陷入僵局;明确司法对临时仲裁监督和审查的限度,保障临时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

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以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党的纪检机构与国家监察机构合署办公为制度载体,所以,它不仅是党的问责制度,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制度。西方国家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问责制,一般也可称为行政问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体政体完全不同,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问责制度。中国问责制度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显著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建立目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情形以及问责形式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实践表明,中国的问责制度具有极高的机关作风和干部队伍整肃效能。坚持和完善中国的问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条件和行政条件的完善和支持。

刑法与民法——截然不同的法律类型

刑法针对危害社会的行为,民法针对个体之间的损害行为。"危害"与"损害"有着不同的性质。这是由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决定的。"竞合"情形下的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是不同评价标准得出的不同事实,即"竞合"是评价上的重叠,恰恰表明作为评价规范的刑法与民法本身的不同。刑法与民法之间不具有直接衔接关系,不存在所谓"刑法的民法化"或者"民法的刑法化"。我国实行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容易模糊刑法与民法的双轨关系,可考虑加以改变。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主体—过程—制度—技术—价值"五个维度都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具有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人民尊重首创精神相统一、挖掘转化传统优秀治理资源与引领性创新相结合、坚持地域特色与异地推广同频共振的鲜明特征。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促进"枫桥文化"生成与发展,为域外基层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属性的再诠释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面临改革叠加、检察模式转型、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加速推进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坚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对于充分履行“司法审查、程序监督、国家追诉”的基本职能,发挥检察机关追诉犯罪、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法福祉”,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新局面,给国际社会展示法律监督的“中国智慧”“中国模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营商环境法治应对及其优化——第八届法治社会·长江(国际)论坛观点综述

以“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为主题的第八届法治社会·长江(国际)论坛于2022年6月19日在武汉市顺利举办。曾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起草的国际友人、受聘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讲席教授的联合国高级专家斯拉沃米尔·雷多博士,受聘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讲席教授的国际检察官联合会(IAP)参议院副主席、终身参议员江乐士博士,联合国国际反腐败研究院原院长马丁博士,加拿大刑法改革与刑事司法政策国际中心主席彼得·M.德文博士.

完善我国检察官职务序列的思考

我国现行检察官职务序列主要存在职位类别、职务等级、管理模式等三个问题。在完善职位类别方面,建议设置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长助理、检委会委员、检察员等职务,把助理检察员从检察辅助人员类别划出,作为后备检察官专门培养。在完善职务等级方面,建议当前保留"四等十二级"等级制度,实际使用"四等十级",过渡期内四级检察官、五级检察官供基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评定等级使用,过渡期后备而不用;长远来看,则只保留等次、取消级次,设置首席大检察官、大检察官、高级检察官、检察官四等。在完善管理模式方面,建议采用中央统一管理下授权两级检察院党组的模式,提高检察官任命主体的层级,首席大检察官、大检察官等级由国家主席任命,高级检察官等级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命,检察官等级由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任命。

从事业单位到事业法人:“管办分离”改革的难点研究

建立事业法人是中央确定的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改革路径,事业法人的改革路径只适用于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进展并不顺利,有的地方甚至走了"回头路"。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是:管委会或理事会成立了却在"空转";事业单位内部制度建设未能适应法人要求。研究的结论是:事业单位转变为事业法人的前提是政府和事业单位确立委托代理的关系,即政府要实现从"放权"到"分权"的观念转变;要完成"主办"与"主管"的权责划分;事业单位则要实现从执行到自治的能力转变,创新理事会成员的管理机制;完善内部决策、执行、监督、管理的分工协调运转机制。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加快推进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给加快推进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推进法律监督体系和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其目标任务是凸显法律监督的地位作用、丰富法律监督的实现形式、完善法律监督的制度体系;其实施路径是通过设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优化内部机构设置,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完善行使法律监督权制度,建立健全检察官职业保障、职业保护制度,建立行使检察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管理体制等,形成科学完备的法律监督制度体系、法律监督实施体系、法律监督保障体系、检察权运行监督体系。

法治体系建设语境下检察制度发展完善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为检察制度发展完善提供了方向和行动指南。必须围绕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从推进检察制度科学化、检察组织规范化、检察职权配置类型化等方面推进检察制度发展完善;围绕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从推进责任追究机制构建、完善监督制度、健全检察指令权运行机制、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配套改革、建立科学的检察权运行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等方面优化检察权运行机制;围绕构建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从加快推进省以下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检察人员管理制度、强化检察官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检察机关保障体系;围绕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从推进惩治和预防公职人员腐败机制建设、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阳光检务制度等方面依法监督规范司法行为。

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的内涵与实践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党的代表大会主题报告的专章,并将“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纳入法治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强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面对这一具有重大战略实践意义和重大理论实践价值的命题,须深入思考社会治理体系法治化的科学内涵与实践遵循。

“十三五”检察制度发展完善的若干建议

'十三五'时期,加快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既拥有极好机遇,又临诸多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检察制度的发展完善,将为'十三五'顺利实施提供重要保证。检察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思路是,围绕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推进检察制度发展完善;围绕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优化检察权运行机制;围绕构建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检察机关保障体系;围绕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依法监督规范司法行为;围绕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保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检察改革和检察工作系列观点的体会

科学回答'破除政权更迭历史周期律'、建设清明政治时代难题,直面'检察公共品'供给与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法制统一'法福利'需求不匹配的矛盾,破解检察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适应的矛盾,填补检察体制改革实践先行与检察理论创新滞后不协调的短板,构成'习近平检察改革系列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这一涵盖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命题新论断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包括:检察职权性质地位论;检察体制改革政治属性论;法律监督职能保障论;检察职权优化配置论;检察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论;加强对司法活动监督论;坚定检察体制发展正确政治方向论。其理论品质凸显出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的有机统一。这一理论体系的时代价值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主权、人民司法与法律监督'基本原理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人民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应用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结合法治普遍规律、现阶段中国国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丰富实践,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新范畴、新命题、新论断,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具有成熟哲学方法和鲜明实践面向的法治理论,堪称'习近平法治思想'。(1)与此同时。

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治理法学是关于社会治理法的学科体系,其是一门以法学为理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为理论支撑,以社会治理法和社会治理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实践应用导向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具有学科属性交叉性、涉及内容多层性、研究对象特定性,研究方法开放性,实践目的多元性等特点。当前,社会治理法学建设面临着学科地位'依附化'、交叉研究'壁垒阻隔'、实践指导作用'空泛化'、研究进路'西式图景'等困境,亟须拓宽交叉学科研究进路,加强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推进学科体系建设,构建新型教研平台,打造社会治理法学学术共同体,进而推进该学科朝主流化、系统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