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 风范常存——记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林川

湖北大学古籍所有这样一位学者,在古籍所人的心中,他就是一根坚实的支柱,一直用自己踏实的步履在前面领路.然而不认识他的人谁又能够想到,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微笑着从死神手中顽强地拉住生命的绳索.

论胡凤丹及其对湖北文化的贡献

胡凤丹对湖北地方文化的贡献表现在三方面:一、总领书局,刊刻图书,普及文化;二、走访古迹,搜罗旧文,撰成三种山水志:《大别山志》、《黄鹄山志》、《鹦鹉洲小志》;三、与过往武昌的文人墨客宴游唱和并汇成《鄂渚同声集》,为清末的武汉文坛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顾千里与古籍刻印出版事业

顾千里一生从事刻书活动。他自己出资主持刊刻,与他人集资刊刻,大量的则是辅佐他人校刻诸书。他的刻书思想值得借鉴。顾千里的刻书活动说明,清代乾嘉时期出版业已出现明确的专业分工。

语言接触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民族语言相遇,互相发生影响,这就是语言接触。语言接触是为了交际和交流思想。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出现了语言的夹杂或混用现象,形成了语言接触的亢奋状态。例如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用法语演出的元人杂剧,有时在对白中夹杂汉语。当代汉族人的口语中也有夹杂英语的,如“来一辆巴士”,“我是坐中巴来的”,“奶奶拜拜”等。语言的夹杂为语言融合创造了条件。混用现象的代表是“洋泾浜语”,它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是语言接触的极度亢奋状态。语言接触是动态的。如果“洋泾浜语”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有体系的语言,即“克里奥尔语”,这就成为静态的了,它属于“语言融合”讨论的问题。

对清代考据学批评之批评

前人对考据学批评较多的是“复古”、“繁琐”、“门户之见”,这些批评有可商榷之处。考据学重视先秦两汉文献是由他们的研究课题所决定的 ,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并非是复古。繁琐不是考据学者们的追求 ,他们讲究博征 ,注明出处是为了增强结论的科学性 ,不能不加区别地视为繁琐。考据学派中的吴派矫枉过正 ,确有较深的门户之见 ,但皖派、扬州学派都主张实事求是 ,不以汉宋论是非 。

论编撰古藉书目提要的继承、变通与发展

论编撰古藉书目提要的继承、变通与发展纪聂，甘宁一编撰古籍书目提要，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古人为书作提要，始于西汉末年刘向，＂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书之...

张舜徽会通校雠学发微

会通为张舜徽校雠学的显著特征。虽然张氏关于校雠学的一些观点存在偏激,但其会通的校雠学在古文献学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广校雠略》在张舜徽学术著述中的地位

《广校雠略》为张舜徽文献学的发凡起例之作,体现其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和风格,规定他后来的学术历程,"乃至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面貌"。张舜徽治学归综于清学,《广校雠略》是其清理清学的起点,对他后来全盘整理和研究清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对现代词典学的贡献

以汉语词典编纂理论为中心的我国现代词典学，自建国之日起，跨进初步形成阶段。以《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为主轴的语文政策，给全民使用普通话与汉字，提供了理论规范与政策依据，基本上满足了全民以规范语从事社会交往的要求。作为语言载体的词典，适时地提...

修辞贵在相宜

对稿件进行润饰加工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借用这首诗来说明修辞贵在相宜的道理是再恰当不过了.

编辑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

吕叔湘先生说过:"编辑的任务是把关."编辑工作的性质决定编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稿找茬挑错的人.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文稿由作者完成到最后出版,编辑是必经的中间环节.而作者群由各行各业人员组成,某些作者可能缺乏文字实践经验,文稿中出现不合乎语言文字规范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求编辑严格把关,杜绝错字错句在出版物中出现.如果编辑疏忽懈怠,使不合格的出版物流入社会,则会直接导致社会用字混乱,其危害是严重的.因此,编辑有必要练就过硬的"文字纯洁功",这是编辑语文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

“六书”与文字编辑工作

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它将语言的声音信号转化为符形信号,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上,成为跨越时空的传递信息的工具.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不同,具有独特结构特征并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各类信息.

汉语成语词典编纂出版的回顾与思考

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将近 5 0年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初成和探索阶段 ,繁荣和兴盛阶段 ,数量和品种急剧增加、实用和普及突出阶段。回顾成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历程 ,发现有关成语词典的收词原则、释义的准确与规范、用例的典型性、体例的设置等 ,值得编纂者和出版者认真思考。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尔雅》三题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乾隆时期一部大型的官修目录,收书万余种。《尔雅》是一部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原典,自汉代开始就有不少人为之作注。但《总目》对《尔雅》在历史上的研究情况,并未能做到辨其学术、考其源流,而从类目调整来看,它却是我们研究学科发展演变轨迹最好的助手。《总目》对《尔雅》研究中一些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精当且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今人探求。

新世纪辞书论坛绽放的一株报春梅——《现代辞典学导论》读后

不走面面俱到、重复普通基础知识的传统“概论”式的老路 ,从争议聚焦处着笔 ,在论辩中阐发独树一帜的理论见解 ,是《导论》之区别于一般概论的突出特色。《导论》认为 ,辞典是微观语言学著作 ,辞典编纂者是微观语言学家 ,辞典学是语言学分支学科 ,这是论述辞典学诸问题的总视角。经过十年的争辩与论述 ,终于铸就了现代辞典学论坛上的“一家言” ,令人耳目一新。

顾千里的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顾千里是清代著名校勘学家,“不校校之”是他校勘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其校勘学思想地形成,受传统校勘思想,特别是宋人校勘思想的深刻影响。顾氏的校勘学思想和方法,对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些甚至已成为当今古籍整理校勘学科中的基本原则。

《尔雅》注本文献系列对训诂学形成产生的影响

一种学科的形成,往往有赖于本学科长期的实践,以及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文献是记录一个学科的实践、方法和理论的载体,特别是关涉到某一学科的系列文献,更能清晰地展示一个学科由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文献是某一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实践者,又是对具体实践进行总结的完成者。《尔雅》注本文献在《尔雅》的传承过程中,针对《尔雅》这部典籍的文词、体例、旧注等方面进行解释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文献系列。训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根据书面语的实际材料,随文逐字作出具体的语义分析;一种是从实际语言材料里把“语言单位”抽出来,分门别类来说明意义的体系。如果将历代《尔雅》注本文献串起来,会发现它们不仅呈现了一部《尔雅》文献的流传史,而且还粗略地勾画了训诂学学科的形成历史。

《汉语大词典》释义和书证方面存在的问题

释义是一部辞书最见功力的地方。释义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整部辞书的质量。书证则是辞书的血肉，是辞书立条、释义时最重要的根据。本文将《汉语大词典》在释义和书证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加以指正。

孙殿起《贩书偶记》的史料价值

从表面上看,《贩书偶记》只是书商出身的文献家孙殿起先生在经营古书时编录的一部图书目录,但它在著录图书之时,对与各图书相关的重要信息或多或少地作了一些抄录,这些信息包括撰者的生平传记、著述情况、书籍本身的刊刻、序跋等等,尽管零零总总,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