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可及性视域下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社区治理方式的重要创新,也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社区主体在优化公共服务可及性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公众对社区的满意度和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成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心理基础。可采取以下路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区空间再造、完善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智慧社区。

社会再组织化与村级治理有效——基于湖北“雁子工作室”治理经验的实证分析

村级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还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发挥村庄内生性禀赋优势。基层治理转型期,自上而下的治理压力和细碎繁琐的治理事务对村干部精力和注意力的挤占,弱化了村干部组织农民参与治理的能力。对湖北恩施“雁子工作室”治理创新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对农民进行行政性的整合基础上,通过再组织化机制实现治理对农民的社会性吸纳,是治理有效的重要路径。“雁子工作室”通过细化治理单元、再造组织载体、优化权责分配重塑农民参与治理的组织结构,健全农民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和路径支持。再组织化的核心是激活基层治理的“社会性”属性,通过治理结构的社会性嵌入与调整、治理主体的社会性动员与吸纳、内生性社会资本的激活与整合,再组织化再造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间结构”,在提高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效率和社会的自主治理能力基础上,推动村级治理有效。

红色家风型塑基层社会治理的效度与限度分析——以湖北省襄阳市、红安县为例

红色家风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形成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具有优越性、革命性及创新性。湖北襄阳、红安两地充分挖掘红色家风的当地内涵,使其突破传统的家庭场域,从物质、价值和行为层面型塑基层社会治理,对个人的生活方式、基层运行模式及地方整体风貌产生积极影响。但红色家风在型塑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仍面临主体缺失、推广受限与传播受阻等问题,需要多元主体有序配合,促进红色家风型塑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与推广。

基于韧性治理理论的志愿者参与社区应急管理:价值、反思与路径

韧性治理是当下风险社会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应急力量建设的重要选择。志愿者的灵活性、协同性和行政性等特征对于增强社区治理的资源扩容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和文化韧性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当前志愿者参与社区应急管理仍然存在着志愿服务能力不足、社会资源难以协调、顶层制度难以落实和缺乏系统化应急预案等问题。本文从资源、组织、制度、技术和文化五个层面出发,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旨在加强社区应急管理的建设。

新文科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探讨

新文科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对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提出了实践性、融合性的多元化要求,即融入多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提升专业实践技能。分析了目前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策略,以期提高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推动复合应用型公共管理类人才的培养。

企业管理效率提升能改善员工健康吗:基于CEES调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企业—劳动力调查”(CEES)数据,研究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对于员工健康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能同时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水平。深入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效率通过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员工健康管理来分别提升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说明:企业管理效率提升能显著提高男性、高年龄员工以及非国有企业员工的健康水平,同时能显著影响工作年限更长员工的生理健康和工作年限短员工的心理健康。基于此,对企业改善员工健康提出政策启示。

湖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破解

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湖北作为县域大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湖北经济实力的整体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十年来,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与挑战,具体表现为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产业结构待优化、县域治理水平不高、创新要素不足、资源要素制约加重等。对此,要从稳定县域经济增长、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县域治理效能、重视人才培养、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入手,推动湖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依托产业学院培养大数据卓越应用型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为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大数据卓越人才的需求,贯彻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理念,湖北大学对大数据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改革与实践,通过校企联合建立大数据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共建卓越应用型专业、开设“大数据+”复合应用型专业改革试点或在相关专业开设大数据应用方向等措施,构建复合型课程体系和驱动式实践教学体系,打造“教、学、练、战、训”一体化育人新范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大数据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其示范辐射效应显著,社会影响力较大。

免费经济视阈下公共景区门票定价因应研究

门票收入在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公共景区门票定价如何摆脱“门票经济”的桎梏成为了横亘于推动景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深化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难题。本文结合杭州西湖与九寨沟两个案例分析景区实行门票低价或免费政策时需考虑景区的可进入性、相关配套设施、相关政策扶持等考量因素在地方的具体应用状况。同时提出由门票经济转向产业经济的可行措施,其中丰富旅游业态,形成反哺机制是完善景区产业链的基本方式;统筹地方资源形成联票机制,拓展资金来源是解除景区与地方形成利益绑定的可行措施;成立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权限是解决景区多头管理,多主体权责关系模糊的关键路径,以此在产业经济的发展潮流中寻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景区之间协同发展的平衡点,推动景区在内部转型升级与外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驱动中行稳致远。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

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农村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农村养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农村养老服务的重要不言而喻,它是让农村老年人安享晚年,增强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充分,对稳定农村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十大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也表示现阶段我国会把更多的目光转到老年问题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现今,我国农村养老供给主体划分不清晰,农村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主体对养老服务的供给并不匹配。所以,需要政府有对应的政策来解决。

合村并组背景下村庄共同体的瓦解与重构——基于S镇的调查

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以“合村并组”为主导的行政村建制改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随之而来的是“村落的终结”和村庄共同体的瓦解。实施“合村并组”改革后,合并村存在“合村不合心”的现象:村庄地理边界开放,村庄内部群体认同减弱,集体行动困难,村庄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矛盾加剧、治理效能下降。为尽快改善邻里关系、化解治理难题,合并村应建立“一核多元”治理模式、增强经济联系、强化情感认同,稳步构建村庄共同体,增强村庄凝聚力,为乡村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推动乡村自治纵深发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简论保密科学的初始问题、概念范畴和规律规则

文章从信息和秘密这两个始基性元概念出发,运用思辨和逻辑方法,在保密学领域,补充完善了有关概念范畴,发现或创制了若干基本(核心)概念,指明概念体系的构成要素,丰富了概念范畴研究内容;首次探究了“初始问题”和“元规则问题”,并凝练和提出了若干规律规则。对现代保密科学体系的建构及结构的主要内容作出新的构想,以助力破解保密学“理论的困难”及“概念短缺之困”。

公益创投中政府策略行为的表现、影响及应对

近年来,公益创投在培育社会组织,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领域已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策略行为的存在却导致公益创投难以持续发展。在公益创投中,政府的策略行为具体表现为创投对象成熟化、扶持措施碎片化、创投时间短期化以及退出机制不合理,以致公益创投产生创新机制受限、参与机制缺失、赋能机制弱化以及评估机制形式化等不足。本文从政府行为逻辑角度,探究公益创投中政府策略行为动机,认为公益创投要突破发展困境,关键在于重塑政府行为逻辑:鼓励创新,强化对公益创投的理论认知;转变资助理念,推进赋能型公益创投建设;完善绩效评估机制,防止考核功能异化;明确职责,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公益创投,实现公益创投模式多元化。

健康中国视角下我国基层健康应急管理问题与对策

基层健康应急管理担负着预防和化解重大健康安全风险及对各种突发健康安全事故进行及时响应与处理的重任,肩负着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做好健康风险预判、预警与有效应对,对巩固党的长期执政与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本文对健康中国内涵进行解读,分析当前我国基层健康应急管理存在的部门协同不足、人员素质不高、监督考核保障机制低效和健康意识缺乏等问题,提出强化健康管理协同、提高健康管理人员素养、健全监督保障机制和树立全民参与健康管理理念等对策建议,籍此推进我国基层健康管理现代化。

基于公办与民办差异视角的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背景近几年,关于我国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影响因素等的研究报道较多,但关于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的研究报道较少,且缺乏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差异的比较研究。目的评价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方法2020年10月—2021年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陕西省西安市、湖北省宜昌市、浙江省绍兴市共4个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共选取25家养老机构老年人1106名。通过SERVQUAL模型构建包含可靠性、及时性、保障性、规范性、移情性5个维度和15项二级指标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分别计算公办、民办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评分并进行比较。结果公办、民办养老机构老年人对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满意度综合评价值分别为41.66、38.82分,其中公办养老机构15项二级指标评分均在40.00分以上,民办养老机构13项二级指标评分在40.00分以下。结论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老年人对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满意度综合评价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其中规范性、移情性维度评分差异较大,可靠性、及时性、保障性维度评分差异较小,这为发现不同维度下医养结合服务存在的问题、促进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提供了参考。

工作投入、组织支持与基层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基层医务人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提升我国基层医务人员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应急能力提供参考。方法:通过随机抽样抽取武汉市某中心城区615名基层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层医务人员应急能力及工作投入和组织支持等影响应急能力的因素。结果: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组织支持的两个维度均与基层医务人员的应急能力显著相关。是否参加过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教育培训和演习活动、工作投入中的奉献、进取、组织支持中的组织支持获得等均是基层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前期经验、工作投入、组织支持均是影响基层医务人员应急能力主要因素。相关部门应采取主动的应对措施,增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组织支持感,完善各方面的福利制度,提供良好的组织环境,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投入,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

土地流转视角下耕地“非粮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该研究对2009—2020年中国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进行量化测度,利用Tobit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从“人”“地”“钱”多视角探析流转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①流转耕地“非粮化”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非粮食主产区的流转耕地“非粮化”是全国层面流转耕地“非粮化”加剧的主要原因。②土地流转是耕地“非粮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提高土地流转面积和将土地流转给生活型经营者,有利于抑制耕地“非粮化”发展,但土地流转租金上涨会难以避免地加剧耕地“非粮化”程度。③土地流转与耕地“非粮化”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面积提高对流转耕地“非粮化”的抑制作用更强;在非粮食主产区,生产型农业经营者采取“非粮化”种植行为的倾向更强。因此,为应对流转耕地“非粮化”现象,应健全耕地保护补偿制度,对防止流转耕地“非粮化”目标完成好的地区给予奖补;重点规范非粮食主产区的工商资本流转土地行为,对农户粮食种植行为给予奖励;进一步推进粮食主产区的土地流转和整治工程,发展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完善农地流转交易平台,继续加强土地流转价格监控。

OBE理念下地方综合性大学一流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着力点,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涉及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与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习实训体系建设等方面。目前,地方高校均设有种类齐全的学科门类专业,并逐步向综合性大学转变。但是,培养方案与产业需求脱节、专业目录与课程体系设计落后、学科交叉欠缺等问题正在阻碍一流专业建设的深入发展。针对一流专业建设的主要问题,以OBE理念为导向,明确地方高校一流专业的建设任务,是解决一流专业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湖北大学在一流专业建设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以期为同类地方综合性大学提供参考。

党领治理共同体: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动力——基于治理力量范式的回塑性建构

现代化治理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合力共治。国家、社会和市场是现代治理的三大根本支柱,在人类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分别形成了市场中心主义治理、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和社会中心主义治理三大治理范式。这三大治理动力范式,因其以某一核心力量为中心,其它两个核心力量为辅助甚或缺失,故而难以推动现代治理的有效运转,加上三大治理力量因其本身固有的限度相继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从而导致治理不力。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不懈努力,我国在党建引领治理中创生出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新范式,创构出了“政党有力领导、国家有为服务、市场有效配置、社会有序参与”的协同合作治理动力,构生出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共治的党领治理共同体,进而推动中国之治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