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调研报告——基于长阳县龙舟坪镇与宜昌市夷陵区樟树坪镇的分析

为响应文化强国的号召,课题组以长阳县龙舟坪镇与宜昌市夷陵区樟树坪镇为样本,对湖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状况进行了调研.通过对当前农村的物质文化、民俗文化、娱乐文化、文化组织建设以及农民精神状况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村文化建设还存在以下问题：精神文明的发展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农村传统观念落后于时代发展并与现代思想相冲突;民间（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在农村较为盛行;农民对基层党组织有较大期望,希望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农民虽然希望有文化活动,但实际参与热情并不很高;农民普遍幸福感较强,并与经济状况基本成正比;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威望亟待加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力量.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大力发展经济,为文化事业发展奠定经济基础;要理解并满足农民当前最迫切的文化需求,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文化建设.

新时代农村“民转刑”案件的类型、成因及其防范——基于对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检察院“民转刑”案件的调查

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村社会转型跨越,农村生产经营理念、运作方式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导致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易发多发。主要表现在:山林田界确权、土地流转、乡村公路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补偿款;民间借贷类型民事矛盾纠纷;离婚、赡养、继承等家庭矛盾纠纷类型。根据社会治理"三治融合,协同创新,治理有效"的发展理念,聚焦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探索农村"民转刑"案件治理方式,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培育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注重源头防范控制,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创新民事调解机制,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健全农村民事纠纷化解制度。

告别“人情”,回归真情——谈农村社区伦理构建的情感之路

尽管＂情感＂在传统伦理学理论中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不值得被关注。在当今农村社区生活中,以人情消费为表现形式的感情——＂人情＂——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呈愈演愈烈之势。本文把情感确定为伦理学理论的关键词,以情感为路径来构建农村社区伦理,用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指明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情感之路。＂人情＂不是道德情感的基础,也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相反,＂人情＂想要成为道德的情感,有必要经受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判断。道德意义上的人情是真情,使农村社区生活回归真情,既是我国当代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理论任务,也是道德情感主义理论自身面对的巨大现实挑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生活的路径调研报告--基于湖北省城乡社区的调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践行需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生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方式。通过深入湖北省城乡社区进行实证调查,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生活的现状及困境,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生活存在问题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生活的针对性对策,期望从政府层面、社区层面和居民层面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生活的有效路径。

日常生活对“信任”的作用研究

信任只能发源于人们的共同生活实践,尤其是日常生活实践。个体的生活经验（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历）是生发信任的内在根基;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制度等社会机制是生发信任的外在之源。日常生活中,信任的惯性和排他性可能对信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人们需要判断对象的可信任性和可信任度,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根据日常生活实践本身的内在规律,来推断已有的信息,做出合理的结论。

传统儒家 “万物一体” 说及其现代价值--以明儒蒋信为中心

传统儒家“万物一体”说发端于先秦。汉唐及宋明时期不少儒家也较为重视并阐发了“万物一体”说。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明儒蒋信为中心进行探讨。蒋信在吸收、借鉴先秦及宋明诸儒相关论说的基础上,对“万物一体”说做了深入、系统的阐发。他把“万物一体”说视为儒学的“立根处”,并将此说确立为自身的学术宗旨。“万物一体”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万物应相融为一体,也指人与人之间应相亲相爱、和谐共处。为了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蒋信倡导“默识涵养”“主静无欲”“戒慎恐惧”等修养功夫论。“万物一体”的理念是儒学中的珍贵资源,对于当代人重新认识天人关系以及促进自然万物与人类自身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角色与功能: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分析——以湖北省枝江市Z村为例

乡村精英作为村庄中的先进分子,在村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乡村精英在具体的村庄治理实践中究竟具备怎样的角色定位、产生了哪些作用,这一问题可以从乡村治理的个案中寻找答案。本文以湖北省枝江市Z村为例,在梳理乡村精英角色发展的基础上,试图将乡村精英对村庄治理的作用归纳为＂三位一体＂：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三种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为村庄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马克思自由与法的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也是每个人的应有权利。自由具有历史性、阶级性,与人的社会属性密不可分。自由的实现依赖于法律的保障,但是自由并非无所约束,法律保护自由但也是自由的界限。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关于自由与法的思想对于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即人民自由权利的实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阶级性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法治建设是不断发展完善的长期过程。

知识教育的伦理风险

知识教育先在地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隐藏着巨大的伦理风险。从授业者一方来看,这种风险体现为将人并且还是部分人预设为唯一的教育者,从而忽略了来自“天”“地”方面的教化力量。从被教育者一方来看,这种风险体现为削弱着一种自由平等精神,并且强化了人与这个世界的对立与对抗。知识教育不过是“自言自语”、“主人话语”、“语言霸权”,只具有对话的假象,从而也就失去道德启蒙意义。从伦理学角度看,守护人在世界的完好存在才是教育的道义责任和教育者的良心。只有消解了知识教育惯有的对象性思维,人的存在的意义才能被揭示。

“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对康德的批判

康德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共同体思想对于马克思思考共同体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启蒙意义.不过,康德对于伦理共同体的论述基于人性善恶的考量,马克思却要把这种考量转换成为现实生活的批判.康德尽管从形式上看特别想超越私人性而追寻普遍性进而构建一个伦理共同体,但这种共同体实际上是维护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是虚幻的.为此,马克思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这个理念.'真正的共同体'具有双重规定,即'真正的共同体'不是'自由人的对立面',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费尔巴哈幸福论思想探析

费尔巴哈的幸福论思想包括两个大的部分。在本体论维度的阐释中,费尔巴哈强调了人的本质就是物质性,强调生命本身是幸福,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对性的追求甚至自杀都是追逐幸福的表现。在伦理学维度的阐释中,费尔巴哈认为幸福需要通过义务、良心去促使人们超越狭隘利己主义的束缚,并建立一种"爱的宗教"来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幸福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革命的实践品质。时至如今,费尔巴哈的幸福论思想对于我们珍惜生命、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左派王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

＂左派王学＂是王阳明后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王阳明心学能够风靡大江南北,有赖于＂左派王学＂的传播、推广。＂左派王学＂进一步推动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潮流,张扬了个性。不过,一部分＂左派王学＂也逐渐突破了阳明心学的藩篱,滋生流弊。本文剖析＂左派王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并揭示其对晚明儒家伦理思想发展的影响。

公共管理的价值表达

公共管理的价值表达是指公共管理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立场。本文从目的论和方法论双重视角,切入公共管理的历史进程,梳理公共管理所指与能指的价值所在。一是通过考察从＂效率＂到＂公共善＂的管理目标的演进,从价值论视角澄明现代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的目的论倾向;二是通过考察从权威＂统治＂到公共＂治理＂的管理方法的更替,从方法论视角彰显现代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论意义。无论是管理目的还是管理方法,现代公共管理的价值表达都呈现浓浓的＂公共性＂。

关于美的价值描述

历史上的客观派美学和主观派美学分别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角度出发,力图对美进行定义,要么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要么认为美是主体的主观感觉,但最终都在相互的责难中走向了失败。其实,＂美＂是妙不可言的。如果非要对美进行言说,那也只能是价值式的描述,不能是定义式的规范。关于美的价值描述可以从否定与肯定两个维度来完成。从否定的维度来看,美是超越性的;从肯定的维度来看,美是存在性的。

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价值之思

与宗教之城、伦理之城、技术之城比起来,生态城市是多维度的立体乐园式的审美之城。如果说宗教之城、伦理之城是善取向（重净化与德性）的城市,技术之城是真取向的城市的话,那么,生态城市则是多元化的美取向的城市。技术之城由日神管控（理性至上）,而生态之城则酒神充盈（生机弥漫）。本文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进行了反思。

马里坦“位格”理论探析

雅克·马里坦的＂位格＂理论（源自＂三位一体＂）是关涉人的本体论存在的非常有特色的思想。＂位格＂是具有神圣性、超越性的实体,其界定着眼于人的精神中高尚神圣的一面,与着眼于肉体及其欲望的＂个体＂范畴相对。从位格与共同善的关系来看,共同善着眼于位格人的共同福祉,对于世俗共同善而言,作为上帝形象的位格超越于世俗社会。位格理论是马里坦回应基督教世俗化浪潮的理论根基,对于纠正现代人过于注重物欲享受的偏向有一定积极意义。

庐阳区近郊农村社区治理的特色和启示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新时期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17年4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主要国绕农村社区治理中带有全局意义的普遍问题和涉及体制机制的难点问题进行,明确指出“结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田园综合体建设.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批判派,还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温和批判派,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结合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就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实然和应然关系而言,彻底摒弃作为官方统治学说的传统(儒家)礼教思想是应当且正当的。同时,也要对传统文化本身进行辩证分析,看到其合理性之所在,但仍以批判为主,以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而对于普通群众而言,一定要批判和否定迷信式的传统思想。阐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人际关系中移情的跨文化意义

雅盖隆学院的哈布·沃伊切赫·古林博士在本文中认为,缺乏移情的当今世界造就了国际冲突、跨文化冲突或种族冲突等一系列相对悲观的图景,而移情则是目前科学家们最为热衷研究的解决答案。移情目前并没有普遍的定义,但它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由其引起的人类行为的可能性是无法想象的。科学家们试图在人际关系和跨文化关系背景中定义移情,移情的发展通过文化尤其是文明的作用可以展现出重要性,高水准的移情推进了社会群体发挥亲社会功能。就移情而言,要使他人了解自己的精神状态和经验,同时也愿意接受源于他人的类似信息,就需要在交流中进行,通过移情交流,可以有效化解个人、社会、全球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研究认为,移情以日常人类生活的形式创造发现了科学及实践的新领域,它在改善人类生存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