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学术进路——记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江畅

从武汉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江畅教授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1995年）。在这本早期学术著作中，他表达了希望从西方哲学理论中为价值寻找到本体论根基的目的：“我决定就以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希望能弄清其本来面目，对它做出公正的评价。做出这种选择还有另一层考虑。我长期关注和研究价值问题，

以形式开显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范式及其意义

做中国哲学有两重疑难: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的疑难,即内容的疑难;整理中国哲学的内容以成系统的疑难,即形式的疑难。而解决后者,成为现代中国学者首要的任务。冯友兰始终关注哲学的形式系统与实质系统的统一,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思考的主要内容是辨析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其中也涉及言说的前提性、文本的意识、汉字的形式、词汇的意义、思想的清晰性等。冯友兰力求以民族形式呈现新内容,从而建设现代中国哲学,注重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形式”,并力求以此开显中国哲学的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以“形式”开显“内容”。以形式开显内容也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哲学的范式:参照西方哲学形式对中国哲学进行形式化处理依然有助于再现中国哲学的特质;站在中国古代哲学自身的角度来挖掘其在形式方面的贡献,并以此来展现中国哲学的特质;合理运用诠释学的方法,通过对文本形式的把握呈现文本的特定内容;分析“负的方法”所包含的逻辑或者形式问题,以让“负的方法”作为中国哲学的形式开显其特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不是退回到经学传统,而是要继续沿着哲学的道路前进。

马恩政治哲学的贡献、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政治哲学(后文简称为“马恩政治哲学”)对人类政治哲学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些价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善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马恩政治哲学创建了以人类彻底解放和普遍幸福为终极追求的政治哲学体系,描绘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美好理想社会,找到了实现理想蓝图的强大社会力量,开辟了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可靠路径。马恩政治哲学给政治哲学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全人类立场和价值取向,将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规定为政治的终极目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政治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使命和实践要求。马恩政治哲学研究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其政治本性论为政治文明进步奠定了牢固的动力基础,政治目的论为人类普遍而永久获得幸福指明了正确前进道路,政治制度论为社会长治久安贡献了政治哲学智慧,政治活动理论为实行人民统治和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方案,政治权力论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充分理论论证。

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分析哲学史两个教条的批判

分析哲学史的两个教条,一是相信在通过给出理由提供对一个哲学主张的论证与通过讲述一些因果故事提供对其起源的解释之间存在根本的分裂;二是相信理性重构主义,即相信基于某些基本假设,任何哲学家的观点都能被重构成一个理性的体系。类比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结合新康德主义可以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第一个教条的论证是成问题的,因为既不能通过任何起源性的解释来论证它,又不能在不乞题情况下论证它,任何这样的论证都会导致循环,分析哲学史学家只能通过历史事实作出判断。第二个教条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任何理性的重构都需要准确理解哲学家或文本所说的内容,即任何理性重构不能不考虑历史理解问题。抛弃两个教条的结果有二:一是模糊哲学和哲学史之间假定的界限,二是转向解释学。通过批判分析哲学史的两个教条,我们最终可以获得更加健康的分析哲学史的观念。

论苏格拉底理性主义伦理学及其对当代大学德育的启发

古希腊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探索哲学问题的转向。研究苏格拉底就必须理清他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同时理解其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德性即知识”。他认为德性是指过好的生活和做善事的艺术,知识实际上是对善的认识,通过知识来指导行为,才能够获得更多或者真正的幸福。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需要对“知识”与“德性”的关系进行客观和辩证的评价。文章力图在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的基础上,寻找到苏格拉底理性主义伦理学对当今大学生道德教育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运用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并借此来改善我国目前道德教育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

红色文化在大学生政治信仰培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与党的政治信仰培育发展过程是一致的,红色文化的内涵属性与党的政治信仰本质要求是一致的,红色文化与党的政治信仰时代体现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红色文化可以融入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培育。红色文化与政治信仰的科学性、人民性和革命性是统一的,其价值导向、资源载体及榜样示范为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培育增加了丰富的素材。通过对红色文化的实际践行,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仰。

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教育模式研究——以重庆科技学院为例

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教育对学生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创业能力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基于重庆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就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教育的意义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辅导员工作日常的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教育模式。

成教大学生网络人格异化的哲学反思

成教大学生网络人格异化具体表现为:道德认知异化、人际交往异化、责任意识异化。造成这种异化的本体论根源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缺失,即不是把精神的崇高和神圣当作人的本质,而是把物质欲望满足当作人生目的。异化的对治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树立"美德是立身之本"的内心信念,使之形成道德自律,一是通过外在的制度约束形成道德他律。

湖北省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

在对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工程大学、长江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黄冈师范学院6个高校的大学生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本文从大学生中宗教信徒的比例、信仰宗教的原因、对宗教的认知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湖北省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指出必须提高对宗教存在长期性、大学生宗教信仰之客观存在的认识,客观全面认识宗教信仰的内涵与功能,依法管理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要进行合理引导和心理上的关怀,以培养他们正确、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哲学书写元范式的探寻——评周海春《中国古代十哲》

尽管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著述浩如烟海,但周海春教授撰写的这本《中国古代十哲》(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仍然颇具新意。《中国古代十哲》与周海春教授20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导论》、2021年出版的《〈论语〉哲学注疏》构成了有关中国传统哲学的系列研究,这大致展现了周海春教授关于中国哲学数十年研究的独到认知。《中国哲学导论》侧重对中国哲学一般原理的论述。

中西哲学互镜下的人性论探赜

相对于中国哲学对人性或善或恶的笼统界定,西方哲学首先对人的灵魂进行理性、欲望、情感的划分,然后对善恶进行辨析。中国哲学敏锐地觉察到道德对于人性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如西方哲学那样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予以厘清。道德与理性成为中西人性论的根本区别。就人性本身而言,人的本质是理性,而道德是理性的彰显,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关系。对中西人性论的比较有助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西方文化。

论政治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一经诞生,哲学家就注意到了人性的自为性和社群性两种基本特性,并将其作为思考和探索的重点,于是就有了重点关注人性自为性潜能及其现实化的伦理学和重点关注人性社群性潜能及其现实化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与作为哲学主体部分的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政治哲学在哲学中具有特殊地位。在哲学整个学科体系中,政治哲学与作为主干学科的价值论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政治哲学研究的政治主要属于价值的领域,因此它属于价值学科,与价值论间是一种交叉关系。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共同目的是根据人性的要求研究人类怎样过上好生活,但两者在研究对象、使命、关注的主要问题上存在着区别。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都有可能全口径地涉及社会成员好生活的各个方面,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两者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之间有宽阔的界限模糊的区域。

人工智能生命:演化方式、危险与伦理考量

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是目前人工智能研究最主要的分类之一。在存在论层面,弱人工智能是人类生存的技术手段,而强人工智能则是如同其他生命一样,可在真实世界中生存的人工的智能生命。按照生命演化史上其他生命,特别是人类的进化模式,作为生命的人工智能的演变不应是奇点式突变,而应是渐进式进化。如果说弱人工智能的威胁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新的技术威胁,那么人工智能生命的威胁则在于生命演化史上首次可能出现类人类和后人类生命,这改变了人类在生命演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后人类生命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在人类视角和生命共同体视角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素质教育理念下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改革实践正在有序开展,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二者的融合效率.文章以此为视角,分析了素质教育视域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现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方法革新的思路和对策.

再论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对若干批评的回应

流行的道德实在论,作为一种元伦理学理论,关心的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确定行动之对错这两种道德性质的客观性。这种以行动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不仅无法回应道德反实在论的种种批评,而且没有反映近几十年复兴起来的美德论这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确定一个人即行动主体之好坏这两种道德性质的客观性。这样一种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以人性来规定人的好坏:好人即人性在其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的人,坏人则是人性在其身上受到损害的人;正确的行动乃是好人所赞赏的行动,而错误的行动是好人所反对的行动。一个人的好坏既是客观的又是规范的,就像一个人是否健康一样。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者,但后者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人性观比前者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性观能更好地论证好坏这两种性质的伦理规范性、客观性和自然性。因此,朱熹的哲学思想可以为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作出有效辩护。

论精神需要的开发

人的精神需要是后发的深层次需要,必须通过开发才能转化为现实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潜能具有获得性、不确定性、待开发性、易被忽视性等不同于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潜能的特征。这种潜能必须被开发,从根本上说是由人的那种必须造就才能成人的“成为”特性决定的。精神需要的开发是个人和社群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社群的作用是先在的,个人的作用在社群的作用之后才能发生作用,但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只有家庭、学校、职场、国家都注重其成员精神需要的开发,所进行的开发彼此价值取向一致并且能够良性互动,社会成员才可能普遍开发自己的精神需要,其精神素质和精神境界才能由此得到普遍提升。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精神与自由

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动物”命题把人理解为动物本来就有其局限,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家进一步将理性视为人的唯一本质则问题更大。从宇宙演化和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本性就在于人类性,其基本含义就是谋求生存得更好,包含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满足。精神需要被开发出来并得到满足,人就具有了精神性,也就获得了超越性和自由。这种精神性才是人类本性之所在,也是人的本然本质和应然本质,它使人成为高于动物的精神物种、自由物种。精神是高级自我意识的产物或体现,主导观念、最高理想和基本信念是其中的核心要素。精神是人的超越性和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精神追求的目的和结果,而精神状况通过自由来展现或彰显。精神所达到的境界决定着人的自由程度,人要获得更多更大的自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精神之所以能使人自由,是因为只有精神才能使人具有超越性,而具有超越性正是自由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