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何以协同?谁更优先?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古代西方走的是法治的道路,而当代西方却开启了复兴德性伦理的运动;古代中国走的是德治的道路,而当代中国却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西历史治理之道的反向运动表明,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协同共治。考量现实可以发现,治国理政面临着道德滑坡与违法乱纪的双重困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协同,意义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需要强调的是,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与协同中,德治具有价值优先性。

明初理学中心学思想的萌芽

明初思想界虽然为朱熹理学所笼罩,但亦不乏心学思想的涌动。如吴与弼、胡居仁等这些明初朱子学学者,对理学就有所突破,提出了一些具有心学色彩的命题。虽然他们尚未建立不同于朱熹理学的新的思想体系,仅仅是在理学的架构之内阐发了有关心学思想的见解,却促使明初理学发生了变化,从而为明代心学的兴起营造了学术氛围。

明代甘泉后学的主要类型与多元流变的特点

明代甘泉后学可划分为五种类型:以洪垣、庞嵩为代表的甘泉学之正传;以唐枢、蒋信为代表的折衷派;以何迁、吕怀为代表的“得甘泉学之一隅”者;以唐伯元、杨时乔为代表的偏向于程朱理学者;以王道为代表的湛门另类人物。甘泉后学的多元开展不但为岭南心学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整个中晚明时期儒学的发展。不过,这种情形使得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到了湛门三传弟子那里,已难觅甘泉学的踪迹了,同时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界定甘泉后学学派属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