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

《湖北学生界》(《汉声》、《旧学》)是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以省份命名的报刊。无论在新闻史还是在近代史亦或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湖北学生界》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历来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该刊以"湖北"为名,彰示了它与晚清湖北剪切不断的渊源和联系。

文化认同与清代前期的丧葬礼制建设

清代前期,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主动认同儒家文化,但在认同的过程中却贯穿着民族意识。这一文化特点也反映在丧葬礼制建设上,从顺治到乾隆,满清统治者经过近百年时间完成了丧礼、葬式、居丧守制等方面的建设与调整,最终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清代丧葬礼制,它既继承了儒家丧葬礼仪的伦理精神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考察其礼制建设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清代前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及社会发展历程。

“新政”时期的“新派”与“新报”——以1905-1907年湖北报界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湖北时为全国"新政"重镇,"新政"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流动和结构调整:传统"士绅"的边缘化、新知识分子的崛起、商人和军人的"异军突起"。日益活跃的新社会阶层与正在成长的新式报刊一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分崩离析。

试论荀子对原始儒家治国思想的发展

荀子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集大成者 ,他将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发展得较成熟 :在关于礼的认识上 ,他提出“隆礼”、“重法” ;在民本思想上 ,他主张“富民”、“平政” ;为了规范君臣关系 ,他主张“尽君道”与“守臣道”

文化选择: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 ——读《现代化与文化选择》

近几年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福山认为，冷战结束并非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且是历史的结束。其理由有二，第一，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意识是事物发展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试析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观——以文化的起源、作用和布局为线索

关于"文化"的争论由来已久,作为文化功能学派创始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借鉴泰勒对文化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文化观。《文化论》汇集表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本文以《文化论》文本为基础,从文化的起源、作用和布局三方面来系统介绍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马氏认为文化起源于人类的"需要";文化的作用即"功能"重于形式,人类可借用文化的功能来提升生活的条件和效率;要把一切文化事实放入它们所处的布局"社会制度"中加以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它的功能。

“茶礼”与“聘礼”

茶曾是中国传统婚礼中重要的聘礼，谓为“茶礼”。本文考察了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我国众多民族和广大地域普遍存在的茶礼习俗；认为茶礼的形成、盛行与延续，与周代以来婚姻聘礼融入的人们对婚姻的美好期望和求吉心态相一致，这是茶礼风行的最根本原因；指出聘礼虽导致了婚姻论财陋习的出现，但不能忽视聘礼的社会意义而将“聘娶婚”等同于“买卖婚”

变革的新工具─—略说戊戌时期的学堂、学会、报纸

传统定论多称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事实上，维新派既“求变法于上”，又通过学堂、学会、报纸推动维新运动于下。本文着重论述学堂、学会、报纸作为变革新工具的现代意义，并分析了它们的功能及其作用。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21世纪中国史学新思维略论——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新”史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变化日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愈来愈趋向多元化。其中,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史学界的冲击与渗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后现代思潮皴染下的当下中国史学研究特点主要在三个方面即本体论、认知框架与研究对象与重点上,表征出了与前迥异的面相。

顾炎武北游期间的经济生活

顾炎武北游期间,广泛地经营过产业,为其学术活动、遗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其北游期间经济生活的考察,一方面,可以窥见顾氏实学经世品格之一斑;另一方面,可以深切感受其独立自持的人格风范。

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

顾炎武开始长达25年的北游生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昆山故里,终客死山西曲沃。关于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引起了后世学人的广泛关注。在爬梳史料和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北游前段,他因为躲避来自里豪和家族内部的迫害不敢归;二是在北游后段,他因为经济上的窘迫而不能归;三是超越前段不敢归和后段不能归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基于遗民心理的不忍归。面对恢复希望渐趋渺茫的形势,他强忍不归。

宋明理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由于它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极具思辨性的理论体系,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强化了爱国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些承担并体现了形成与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锤炼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

柳亚子牢骚之解读——从柳亚子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谈起

关于柳亚子的牢骚所指,历来众说纷纭。基于柳亚子的士大夫立场,笔者以为,柳的牢骚意在抱怨中共缺乏养士之道,即夺席辱士、轻贤慢士、举措失士。

妨害风化还是妨害家庭——民国时期武汉法院对诱良为娼案件的判处

1919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以奸非罪与重婚罪所侵犯的法益不同,将《大清新刑律》所设立的奸非及重婚罪拆为妨害风化罪和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两章。实际上,妨害风化罪和妨害婚姻及家庭罪在法益上的界限并不清楚。这种界限不清的状态,引发了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并在客观上为司法人员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本文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司法档案中的若干案例为例,呈现其时司法人员在判处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与妨害风化罪上的歧见,并借以窥视司法人员对此类案件的认知。

张之洞政治风格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关于他的政治业绩,论著颇丰。但是他的政治风格,却鲜有论及。 张之洞以“儒臣”著称于史。有人曾问张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

道咸经世派的纵横比较

道咸间崛起的经世派 ,就其基本价值取向而言 ,皆以“实言、实行”为重 ,但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个性品格 ,使他们在具体的文化行为乃至文化影响上又表现出富有意味的差异。观察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 ,正是把握道咸经世思潮的丰富性。

晚清督抚政治模式研究——以汉阳铁厂的经费筹措为视角

自全汉昇以来对汉阳铁厂的资金筹措相关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的命题。但是,经济的问题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加以解析远远不够。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汉阳铁厂的经费筹措实际上与晚清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有着密切的联系。汉阳铁厂作为卢汉铁路的基础建设设施而诞生,也同时是在李鸿章和张之洞南北两大总督的矛盾夹缝中投入建设。由于李鸿章的不合作立场,汉阳铁厂实际上是在朝廷有限经费的支持下,由湖广一地自建而成的,因而艰难重重。李鸿章之后,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南北关系缓和,盛宣怀入局汉阳铁厂,其实质是北洋和湖广两大系势力的合作。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撤离对汉阳铁厂的支持,盛宣怀对北洋企业再无支配权,在资金筹措上面临新的困局。因此,正是影响至深至远的督抚政治,决定了汉阳铁厂的生存方式与命运。

自由：“五四”的一点缺失

人们常说“五四”是“全盘西化”论的滥觞。其实，“五四”先驱们并没有真正做到将当时西文化的主要精华（尚不论“全盘”）向国人作完整、系统的介绍。举例来说，在西方文化体系中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另一核心范畴“自由”，就没有得到他们的充分关注、准确理解和大力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