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道德群星现象的文化思考

近年来,湖北省先后涌现出桂希恩,吴天祥,荆州“10·24”舍己救人英雄群体,“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小处方医生”王争艳,“大别山师魂”汪金权,“志愿者楷模”赵小亭,“轮椅天使”董明,“英雄父子”王天喜、王盼,“孤岛医生”江志国,武汉“犟妈”易勤等一大批有着全国性影响的道德楷模,从而呈现群星争辉的现象。

历史文化名城资源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

湖北目前拥有11座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积淀了 深厚的楚文化资源、三国文化资源、明文化资源、古城址历史文化 街区资源、水文化资源、景观文化资源、首义文化与红色文化资源 和宗教文化资源,为湖北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势资 源和活水源头.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并将其与湖北报刊出版业、影视 业、文化旅游业和动漫游戏业对接,不仅有利于湖北文化产业的发 展,也必将加速湖北省成为集挖掘、整合、提升、保护历史文化名 城资源为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重镇.

严子陵与古代隐逸文化

严子陵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之一,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将他归入"疵物以激其清"一类的隐士。从严子陵钓台碑刻来看,他蔑视权贵、松柏孤直、高风亮节的品格,隐居不仕、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一直为古今人们所称道。作为终其一生且以殉的"神钓"者,严子陵身上体现了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重要特征。

论地名所见的孝文化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活化石,积淀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具有强烈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特定的区域性与时代性.而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两汉“以孝治天下”是以孝命地名的渊源;魏晋南北朝孝子辈出,故而“孝昌”地名应运而生,后因避讳之故,改名“孝感”;隋唐以下以“孝”命地名的现象不断涌现.作为集孝文化之大成的孝感,应当为中华孝文化再书新篇.地名演绎的中华孝文化值得关注.

从“南面之术”到“圣人之赜”——汉唐间《老子》地位变迁的再认识

汉唐期间是《老子》学说得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重要时期。汉人继承了韩非有关《老子》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的观点,在经学地位尚未巩固的西汉时代尤其是昭、宣之前,表现为对《老子》"南面之术"政治权谋的推崇;元、成之后,随着经学的昌明,儒学真正取得了"一尊"的地位,《老子》逐渐退居为强调"养性之福"的修身之术;魏晋时期,经学没落,玄学随之盛行,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对《老子》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辨,极大地深化了《老子》的思想内涵,通过援老入经,《老子》终于得以跻身于"正统"思想的行列;李唐皇帝为加强皇家权威的需要,尊崇老子,隆盛道教,《老子》逐步被"经术"化,置于诸经之首,成为科举必考之"大经",使《老子》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政治与社会影响上均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

荆州学派与易学——以刘表易学思想的考察为中心

荆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与刘表息息相关,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在刘表的治理下,荆州安定、富庶的环境使得大量人才聚集,在刘表的发起和带动下,最终形成了以讲《易》为主的荆州学派;刘表的易学思想既可从其所撰《周易章句》中看出,也体现在其治理荆州的实践中;作为一个当时在湖北荆州地区形成而名震全国的学派,荆州学派对汉代学术的传承,对江东、巴蜀地区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对王弼玄学的形成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屈原《天问》史学价值论析

屈原《天问》历来被视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美制,但若置之于中国史学史进程予以考量,其蕴含的史学价值也值得深入挖掘和分析。从史料角度看,《天问》中所述一些史实与我国北方流传的不尽相同,具有荆楚特色;从史学体裁上看,《天问》可视为中国早期的史诗作品,《天问》的写作过程,反映中国早期史学体裁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即左图右史、图文并重;从历史思想角度看,《天问》怀疑天命、重视人事、鉴戒历史、忧患国事等思想意识,不仅可填补荆楚史学的空白,而且能丰富中国早期史学的内涵。屈原是当之无愧的史学家。

中国台湾高校通识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的通识教育改革中,中国台湾的改革较为深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中国台湾高校在通识教育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成熟的教育理念,并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建立起完善的课程体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采取课堂教学与课余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重视学生的参与度和信息反馈,通识教育质量稳步提高。中国台湾高校对人才进行全方位的培养,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台湾通识教育的成功改革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通识教育与知识学习

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而得到广泛关注的通识教育,其功能之一是为高等教育提供一种思路和模式,而这种思路和模式的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它对传统知识与学习观念发起了挑战。在通识教育的观照中,知识和学习不仅仅是教学相长的渐进方式,更是一个重组、升华和改写的过程。通识教育与知识学习之间的关系是建构主义的:一方面,知识和学习随着人们认识的程度而不断深化,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的兼蓄、博通观念才能自然而然地深入到教育实践的环节当中;另一方面,要贯彻通识教育的教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方式,则须通过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来达到目的。基于通识教育思想理念的知识框架可以影响乃至构建整个高等教育的生态,从而真正使通识教育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