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圆熟开生面 识见卓异启新知--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史研究述论

冯天瑜先生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关注、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并取得卓异成就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先生在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兴起的学术意义、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文化生态学说的引入及中国文化生态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分期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段、中国文化的特质等众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影响深远。先生曾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治史者,必先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章,并致力于三者间的‘相济’,于宏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此一心语是先生文化史研究之学术理路的夫子自道,给后学以珍贵的教益与启示。

殷海光晚年思想动向的文化史思考

殷海光曾经是台湾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但是,在他的晚年,却发生了明显的思想转向。其生命姿态,由凌厉峻急的斗士转向温文尔雅的哲人;其哲学立场,由逻辑经验论转向道德实践论;其价值基准,由科学主义转向人文主义;其文化本位,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体察者;其思想路线,由自由主义转向文化保守主义。

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家。他的“史意”说对当下文化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一,文化史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应当走“圆而神”而非“方以智”的发展之路;其二,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方面,文化史研究特别要求“独断于一心”,不拘一格、法无定法;其三,文化史研究并非在对象范围上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畛域分明,因此,其撰述必然在内容上与上述诸专史有所重叠,甚至重复。但这样的重叠、重复,恰恰是体现文化史家“史意”的精彩之处;其四,文化史研究要避免“馆局纂修”的弊端,提倡“独断”之学,提倡个性化研究。

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24-26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第五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阳召开．本次研讨会以“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协办。会议共收到76篇论文，来自中、日、意等国的近百位学者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共同探讨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多个方面.

比较研究中的文化利用与评价——以余英时之章学诚与柯林武德比较研究及其所受批评为例

比较研究者总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上来选择比较视点、比较范围、比较对象和比较方法,而被选择来进行比较者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具有特定价值的文化利用对象。无论比较研究者是选择重基本共性、相似性、亲缘关系的影响研究,还是强调现象独特、内容与形式各具特点的平行研究,文化利用都是其共同的要素。如果忽视这一点,就有可能在比较研究的批评中失之过崇或求全的偏颇。

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以《鬼谷子》、《战国策》为中心

本文以《鬼谷子》、《战国策》为分析文本,考察纵横家流派的联盟思想及其影响。纵横家认为,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追求安全的唯一途径是权力最大化;但国家的最终目的并非成为霸权,而是成为体系本身,即以"统一"化"国际无政府"为"国内等级制"。他们从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上进行战略分析,并从个人层次上揣摩君主的心理与好恶而实施游说,对"联盟困境"有独到的思考。他们根据国家所处的地位为其量身定做战略:超级大国兼并为主、联盟为辅;中等强国应建立以自己为首的联盟;至于小国,则逢迎、制衡各有利弊。这种个体主义和单元层次分析以及多线性动态分析方法,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极富启发;其外交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崛起也具有参考价值。

《汉口中西报》与湖北咨议局

《汉口中西报》是晚清至民国中期汉口地区最重要的报刊之一。在晚清立宪风潮中,该报鼓吹立宪,并秉承现代新闻人的新闻理念,对具有初级地方议会形态的湖北咨议局进行监督批评,由此展现了湖北立宪运动的历史轨迹以及湖北近代媒体在立宪风潮中的风貌。

中国文化精神论纲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理想境界、道德尺度和人生态度,这些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精神。大略言之,中国文化精神体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矛盾观,通变持中的发展观,刚健自强的实践观和尊亲尚德的社会观。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

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既有关联,更有区别。从概念确立的思维坐标分析,文化民族主义只考虑了一维,即如何认识并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而文化保守主义则考虑了两维,既要认识并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又要认识并处理古代文化与当下文化的关系。文化民族主义,就是坚持历史形成的传统民族文化价值不容否定、不应忽视、不可取代的社会心理和理论主张;而文化保守主义,则是坚持传统文化变与不变相统一、民族文化的个性与时代文化的共性相统一、文化的返本与开新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和理论主张。归根结底,文化民族主义以维持现代化的民族文化基础为根本旨归,而文化保守主义则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根本旨归。

明清湖北人文化性格论析

明清时期湖北行政区域范围大致定型,同时也是湖北人文化性格的基本核心经过历史承传和积淀得以初步定型的时期。明清湖北人的文化性格,细分开来,可能有无数表征,其中最显著的约有四种:朴野劲直、机变智巧、淳顽相半、俚俗躁急,这种文化性格与湖北文化本身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互动关系。

晚清铁路论争中的文化意蕴

19世纪60、70年代和80年代末,围绕着铁路建设问题,清廷臣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喋喋不休的论争中,清廷错失了发展铁路的大好时机,使中国社会的进步额外付出了本不该付出的代价。对于这场争论,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铁路,为什么在清廷如此命运多舛?克服思想观念的束缚及依附于这种观念上的重重阻碍,打开思想进步的阀门,是我们的社会真正取得进步的不二法门。

革命浪潮中的青少年——辛亥革命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成长与政治经历考述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除了被世人所熟知的学术贡献外,他早年还曾有过一段不被人关注的政治经历。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伴随着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社会剧变,顾颉刚个人思想也经历了从立宪到革命再到崇尚无政府主义的连续性变化。顾颉刚思想成长过程中受梁启超"新民"思想影响深重,并确立了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在短暂的政治激情消退之后,顾颉刚思考社会和人生,并最终选择了以学术文化来改造社会这条道路。顾颉刚个人思想变迁是时代社会思潮的缩影,顾颉刚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经历。

晚清教民入教动机探析——以湖北为中心的考察

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使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教民。以往的研究中,将教民入教动机简单的认定为"吃教"、"恃教"、"倚教",并未能完全解释晚清教民入教的动机。通过对湖北教民的深入考察,在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教民入教动机进行分析和探讨。

近二十年梁漱溟思想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关于梁漱溟的研究主要涉及其思想渊源和归属、文化思想、新儒学思想、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总的来说是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精细化的研究固然可使我们获得对于梁漱溟思想的更为准确的理解,但也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避免窘境的途径在于抓住梁漱溟思想的根本即人生问题,并将它与其生命践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巨人的文化学分析

一如同人民群众和杰出历史人物创造历史一样,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人民群众和杰出历史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果。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影响中华文化的发展,既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为依托,又直接引导或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这种活动。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和杰出历史人物的文化创造总是互相交叉、互相联系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作用的同时,也高度肯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对文化发展的作用,无论这种影响是正面抑或是负面。

词语·观念·思想史--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三重意蕴

历史文化语义学应包含词语、观念和思想史三重意蕴。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词语,在此层面上,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丰厚遗产可资借鉴。不过,历史文化语义学在词语的字面意义之外,尤其注重其蕴涵的社会思想内容,即其观念意义。在此层面上,社会语言学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历史文化语义学不同于社会语言学的本质区别是,它不是一般地辨析社会变化与语言变化的相互关系,而是试图通过对若干关键词语的考析,厘清人们特定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并确定其在民族思想流变的时、空坐标系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从而将思想史的研究提升到更加缜密、精细和圆融的水准。就词语、观念、思想史三重意蕴表达的圆融通达而论,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堪称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的典型范本。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听唱新翻杨柳枝——评《中华文化事典》

在当今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文化史研究堪称奇葩，从20世纪之初“王朝政治”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到70年代末“阶级斗争”史学向文化史的转型，百余年的文化史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型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达致极盛，其时有所谓“文化热”之说。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语境中，文化史研究逐渐沉寂下来。但此种沉寂却绝非没落，而是在众声喧哗之后渐趋理性、圆融和睿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仍然有那么一批学者坚守着文化史研究的立场，并不断在文化史的“写法”上开拓创新。由何晓明先生主持纂修的《中华文化事典》即是近期文化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

“中国与世界: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一、会议概述2018年10月27—28日,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与世界: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2018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来自全国30多个城市、数十所高校和社科院等科研单位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及博士生济济一堂,共襄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