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理论译著副文本:在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

现代时期,文学理论译著版式、图像、附录等副文本发生了深刻的现代性变革。从版面结构上,以竖排版式为主逐步转向以横排为主,传统和现代版式观念多有碰撞、融合,而最终得以迈入现代性门槛。现代性的冲击和民族性的裂变,现代文学理论译著副文本的视觉符号被重新语境化,一方面通过抽象的线条、图画和汉字的美术化突出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又引入文学理论译著原著者影像,嵌入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肖像画,以突出现代文学理论译著的视觉化和权威性。通过译介出版,现代文学理论译著附录实现了再媒介化,西方和现代学者的文论文章或著作中的一部分附于文学理论译著后,在现代特殊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内容形式和意识形态特征。它与正文本形成了互文关系,起到了说明、提示和补充作用,更加有利于文本的理解和阐释。现代文学理论译著副文本是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变迁与晚清以来书籍范式整体位移的映照。作为一种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双重特征的史料,它具有突出的史料与阐释学价值,推动了现代文学理论译著文本的经典化。

在校大学生抖音App使用行为分析及引导策略思考——以湖北民族大学为例

文章以抖音App大学生用户为调查对象,以其使用情况调查为基础,通过分析在校大学生使用抖音App的行为,并针对抖音App使用在大学生用户群体中存在的过度沉迷、过度娱乐、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主要从政府、抖音平台、高校以及大学生个人四个角度出发提出积极的引导策略,以期帮助大学生合理、有益地使用抖音App。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的传播现状——以湖北省民族地区莲花池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一环,而文化振兴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具有先导性。我国是农业大国,乡村是承载悠久农耕文明的地方。尤其是地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以其独特的文化元素构成了多元中华文化。本文选取湖北省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对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三岔镇莲花池村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创新探索进行研究,以期为其他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参考。

媒介化社会少数民族民俗的多维传播模式——基于鄂西南土家族民俗的田野考察

民俗文化本质上是人类传播实践的产物,少数民族民俗既是先民在历史时空的生产生活中自然生成的,也是今人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中主动建构的。随着人类全面进入深度媒介化社会,少数民族民俗也被嵌入“媒介化生存”的当代语境之中,因此,民俗与媒介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理应构成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的重要论域。鄂西南的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实践显示,在大众媒介、社交媒介、空间媒介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媒介生态中,土家族民俗文化形成了由“殿堂模式”“广场模式”和“村寨模式”所建构的多维传播格局,从而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提供了一条媒介生态互嵌、社会场域互动、文化功能互补的现代传播路径。

苏轼文学的生命精神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命途多舛,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着经世济民的进取精神、乐观旷达的处穷精神、民胞物与的大爱精神及人生如寄的超脱精神等,是后人汲取精神力量的宝库。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民族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究——以恩施市“文化过年”相关报道为例

自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其已成为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新格局的重要环节,在参与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恩施州民族区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担负着传播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进行了民族文化建设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值得深入研究。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恩施市融媒体中心关于民族地区“文化过年”的相关报道进行内容与形式分析,发现该中心聚焦民族特色,以民族饮食与音乐舞蹈作为过年期间报道的主要内容,并利用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形成全息全媒体传播矩阵。文章探讨了恩施市融媒体中心“文化过年”相关报道是如何参与到民族文化建设当中的,发现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联通民族情感,凸显民族文化本位;创新内容主题,打造独特传播名片;深耕本地服务,融入当地民众生活。最后在分析相关报道的基础上,指出恩施市融媒体中心参与民族文化建设应避免内容原创不足、话语模式单调、受众互动不强等问题,并提出可行策略,认为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文化建设应丰富宣传内容、调整叙事风格、加强平台互动。通过研究,旨在助力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与建设,也为其他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数字出版背景下出版产业问题与对策探究——以凤凰传媒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适应数字化中国建设要求,构建数字出版产业新格局,做好编辑出版理论的建设与完善,数字化出版产业不断升级是关键。本文从数字出版的视角,对凤凰传媒的数字出版发展及面临的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并提出优化对策与建议,以期能够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文化传播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创作

文学地理游走于文学与地理之间,游走于现实的真情叙述与想象的合理虚构之间。它要求作家有超于常人的审美感知能力;其文本能给读者提供高于一般认知的审美视野。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旦将“本土”“本族”“陌生”的地理知识和文化知识融入创作,其文本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其文学地理写作对本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传播亦具有超越预期的效应。

民族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建设的作用研究——基于唐敦权、彭承忠、蔡章武、胡礼忠作品分析

民族文学的价值在于坚守民族文化价值立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学创作需要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审美需要的初心,赋予民族文学以人民性的文化内涵;民族文学要开拓新境界,需要强化面向未来的文化创新意识与文化塑形能力。唯有如此,民族文学创作才能为民族文化打造一方精神的高原,实现民族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双赢。恩施土家族作家唐敦全、彭承忠、蔡章武和诗人胡礼忠的新作就契合民族文学创作新的时代要求,其创作成就值得充分肯定。

武陵山区民间文学资源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之贡献——兼谈民俗旅游

近三十年来,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迅猛。以旅游为龙头带动了农副产品、手工艺、餐饮住宿、交通运输及其他日常消费等产业链的迅猛发展。民间文学资源在不同领域通过不同途径为民族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传承贡献、资源贡献与社会贡献。这些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凸显,需要不断总结并发扬光大。

从恩施民间文学看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以民歌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不仅在各类正史中有反映,民间文学亦有记载。作为民间文学的重要分支,恩施民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民间缩影。民间文学用民间素朴的、真诚的方式为中国共产党写史立传。中国共产党也用实际行动践履自己的诺言,践履“为人民谋幸福”的光辉使命。民间文学与中共党史互相激荡,互相辉映,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精神。

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化脉络——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城市化进程及少数民族人口频繁流动使得城市民族工作成为多科学关注的热点领域。本文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高质量文献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科学计量和可视化图谱方法,借助CiteSpace研究工具,从文献时空分布、核心作者机构、主要期刊学科展示研究概况,通过热点聚集领域和主题时代变迁方面来探寻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化脉络。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研究热点聚集于城市民族工作本体、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关系问题、民族事务治理四个方面;研究变迁经历了宏观层面理论思想探讨、中观层面重点领域探析、微观层面实践路径探寻的逐渐过渡;但研究的高度、深度、效度、温度、广度还有待增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往交流交融、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等领域仍有较大研究发展空间。

乡土情怀与时代洪流:论《寂静如初》的民族志式叙事风格

在深厚的乡土情怀与恩施地区生活经历的巧妙结合下,董祖斌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叙事风格。在其散文《寂静如初》中,他以民族志式的书写,反映了一个家族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兴衰史,并从叙事语言、叙事结构、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展现了叙事内容的写实性。在宏观视角下,他的创作凸显了时代变迁中乡村居民所具有的普遍性生存寓言。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变迁模式研究(1978-2023)

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历史分析范式,引入结构—代理二元性的本体论,并修正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概念,构建间断进化分析框架,考察1978-2023年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变迁历程,认为广告产业制度呈现激进式与渐进式变革周期交替的变迁模式。从共时性结构因果关系来看,广告产业制度激进式变革以制度变迁路径的合法性逻辑(1978-1983)、市场性逻辑(1992-1995)、技术性逻辑(2010-2016)三个构建或转折的关键节点为标志。从历时性结构因果关系来看,关键节点触发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包括启动成本、协调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产生国家大规模逆转关键节点制度快择的变革阻力,导致广告产业制度呈现稳定、连续、边际性特征的渐进式变革;并通过分层、替代、衰竭完成适应进化。国家应在上述模式规律中把握广告产业制度变迁路径的创造性、可塑性,促进广告产业制度适时转轨和逐步完善。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县级融媒体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探析——以鹤峰县融媒体中心《最美鹤峰》栏目为例

县级融媒体作为媒体融合的关键一环,其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特性,在传播地方优秀文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在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鹤峰县融媒体中心《最美鹤峰》栏目为例,对该栏目的创作背景、目标定位、发展历程、传播方式和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分析发现,鹤峰县融媒体中心在挖掘群众典型事迹、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宣传引导作用。县级融媒体应充分利用自身全媒体和在地化优势,发挥文化服务功能,助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从FORM到FORMALISM:形式自律简史

形式主义的艺术观念是艺术自律论的重要内涵,它跟审美伦理一起构成了艺术自律论的理论系统。自希腊智者们从形而上学维度上思考形式问题以来,有关艺术形式的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的“内容/形式”二元等级秩序,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形式本体论,第三阶段是先锋艺术时代的形式自由。艺术形式由载体演进至本体再提升为自由游戏,也是艺术走向自律的历史过程。形式的自由游戏为自律性的艺术体制提供了超越生活世界有限性的精神空间,审美伦理则为形式游戏设计了终极性的价值定向。二战后的先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无形式”的艺术,这是形式自由走向激进化的“自反性”后果。

“平台摇摆”:社交平台使用者的惯习演变、动机逻辑与伦理反思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围绕社交平台进行摇摆,以使用者身份熟练地玩转媒介指尖游戏,从过往的完成场所迁徙需要数月时间,到现在完成“平台摇摆”行为只需一秒,对社交平台与自我需求之间连接的可供性熟稔于心。文章从“平台摇摆”行为出发,深入探索社交平台使用者的惯习演变、动机逻辑与伦理反思。研究认为,“平台摇摆”行为的演变由场景生态占位,继而出现从过度特化到逐渐泛化的摇摆现象。而媒介资源与媒介生态间的相互勾连是使用者产生摇摆行为的主要动机逻辑,使用者在摇摆期间也会发生关系消解、个体时间模糊等脱域问题。

仪式生产、符号象征与日常生活——武陵地区梯玛文化的三重维度

梯玛文化是武陵地区民间留存的一种古朴文化,蕴含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备多维度的文化内涵。具体而言,仪式生产、仪式象征与日常生活构成了梯玛文化的三重维度。梯玛文化的仪式生产孕育于武陵地区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生境,形成了一套与之契合的仪式体系,并通过仪式对象、仪式祭物、仪式道具等要素展现人们的世界观、历史观及艺术观;梯玛仪式的象征符号分为物、事、人三种类型,即仪式道具、仪式程序及行为、仪式实践主体,每一类型都具有自身的能指和所指,展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梯玛文化具有日常生活基因,其仪式成因、仪式主持、仪式时间、仪式内容和仪式功能皆反映出与日常生活的关联。这三重维度构成一个立体而丰富的整体,反映武陵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映射当时的区域社会发展状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彰显出深远的文化意义。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周新民所著《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下文简称周著、《发展史》)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史著,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它在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问题的发现、史家眼光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值得探讨。一、“关键词”与历史语境的还原《发展史》抓住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历史特征的“关键”点,从宏观上来把握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周著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6年、1977年—1990年代初期、1990年代中期至今。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内涵,周著从“关键词”的角度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