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湖北”构建与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

湖北少数民族地区有10个县(市),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94%,因为地处鄂西武陵山区,属老少边穷西部地带,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民族基础教育较之湖北高等教育差距极大,远不适应湖北中原地区大经济与社会大发展,成为湖北大教育的投入重负。湖北要走向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快车道,构建和谐湖北,必须实现教育公平基础上的教育和谐,建设人力资源强省。而地处鄂西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必须在和谐湖北的战略中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确保教育发展工程在民族地区稳步实施,尽快形成以"两基"为基础、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具有民族特色教育的新格局。

湖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恩施州为例

本文通过引入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对恩施州三大产业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各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恩施州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以及三大产业内部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贫困类型与政策含义:西部民族山区农村的贫困人口——基于恩施州的实证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农村的贫困人口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为了应对民族地区农村在转型期贫困现象及其贫困人口的新变化,以贫困及贫困人口的认识为逻辑起点,本文在恩施州个案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理性分析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转型期的农村贫困可划分为"生存型贫困、温饱型贫困、发展型贫困"三种基本类型,从而为民族地区转型农村的扶贫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转化——湖北民族地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

湖北民族地区是革命老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三大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孕育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廖汉生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这里有着大量的革命旧址、遗址、各种实物和文物,开发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在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建设中意义重大。

红灯与对策：民族乡村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基于恩施州G县的实证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加快,婚姻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基于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宏观背景,本文以田野调查为逻辑起点,结合调研数据和相关文献,在分析其婚姻家庭生活中"红灯"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地区乡村婚姻家庭生活中"红灯"的基本类型及其成因,认为"个体和社会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是其治理的有效途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山地生态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调查研究——以鄂西南为中心

山地生态是制约我国西南山地农耕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因素。以鄂西南为代表的山地生态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活跃,参与农户多,但流转总量不大,占比不高,分布不均,流转方式与短期出租为主,流转价格较低并且差距较大。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具有解决部分中老年劳动力就近就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促进抛荒地复耕和提升农业科技应用水平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也存在土地实际产出和地力下降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农业机械应用困难,影响农作物生长的生态因子分布不均,土地产值有限等与山地生态有关的因素严重制约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增加农业收入两个方面入手,破解山地生态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难题。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干部教育政策刍议

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重视培养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建国前少数民族干部教育政策,在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和所取成果等方面,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也深刻地折射出历史的时代特征。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指出,2010年是中国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维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从基层社区来看,应该重视社会资本对各方面资源的整合,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文章以恩施州为例,分析了返乡农民工创业中存在的与社会资本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一系列对策建议。

土家族传统民歌歌词中存在的古典文学元素——以湖北恩施市太阳河乡《先生歌》为例

土家族传统民歌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是土家人劳动生活和智慧的结晶,是土家族精神文化的体现。其歌词除含大量民间文学元素外,还因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存有少量古典文学元素值得研究。地处清江流域中游的恩施市太阳河乡存有一首《先生歌》很具代表性,它既有鲜明的教化功能与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又有通俗的民间表现形式,其文学和音乐价值并存,具有经典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传承和保护。

从族群到民族:地方认同与国家分类的博弈与互惠——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对潭溪社区民族识别进程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分类与地方性的族群分类之间的关系并非彼此冲突与新旧交替,而是彼此之间的博弈与互惠:一方面,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分类是历史更为久远的地方性族群分类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另一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相当的差异,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前者以制度性的分类取代了后者文化性的区分,使民间流动、开放的族群边界被官方固化、封闭的"民族"身份所取代。

民族地区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创新——以恩施州节日文化为例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要表征的节日文化,是展示民族特色、寄托民族情感、传承民族文化、昭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窗口和载体,是各少数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最具魅力和个性特色的文化符号。以恩施州节日文化为个案,探讨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当代价值,发现节庆文化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与策略,对民族地区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开发与民族社区文化的变迁——以恩施自治州芭蕉枫香坡社区为个案

目前恩施州正大力推行"旅游兴州"战略,通过对该地一个自然村落的具体解剖,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旅游业对于民族社区发展的重要价值。文章以恩施州芭蕉枫香坡侗族风情寨为个案,对旅游开发给当地社区文化带来的变迁做一初步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谈谈几点认识。

族籍变更与民族文化认同——以恩施州的侗族乡为例

我国的民族识别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文革"后的民族识别、重建工作是其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依据村民族籍可变更的政策,更改了村民的族籍。族籍变更初期,由于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碎片化,以及村民还处在追求基本的生存需要阶段,因此民族文化认同较弱。21世纪,当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渗透到经济领域时,民族文化便成了人们休闲消费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侗族乡尝试利用侗族文化来发展乡村旅游。在政府主导、大众媒介广泛宣传下,枫村自觉接受重构了的侗族文化符号,为村民建构了集体记忆;在与外来游人的互动中逐渐产生了较强的民族文化认同。

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从"个人问题"转变为"公共问题"。本文通过对一所民族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就业观念、综合能力、信息获取和社会资本成为制约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本文还针对这些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生态人类学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人类学的主旨是探讨人与环境的良性发展,这种价值诉求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坚持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民族地区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

土家人语言中小名“娃”字的变读比较——以湖北巴东土家人为个案研究

汉语普通中,有许多音节由于受邻近音节的影响,实际读音往往会发生变化,变化最频繁的当数句末语气词“啊”,它共有六七种不同的变读。这种变读现象,在各民族地区语言中也广泛存在,如湖北巴东土家人小名中的“娃”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例,而且它与汉语普通语气词“啊”的变读基本一样。

民族山地特色经济研究——以芭蕉侗族乡茶叶经济为例

湖北民族地区主要以山地地形为主,但又各具特色。本文在调查芭蕉侗族乡具有茶叶特色的山地经济的基础上,运用泰尔系数对其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寻求原因,进而初步建构了适合芭蕉侗族乡的山地经济开发系统。

从《古代社会》看摩尔根的民族学思想

摩尔根在其鸿篇巨著《古代社会》中不仅以古典进化论以及唯物史观的视角深刻剖析了人类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还采用了实地调查、文化并置和文化相对论的研究方法,阐释了人类心理的一致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民族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完成了对民族学学科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对摩尔根及其《古代社会》的批评与反思,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品读经典,再现摩尔根在民族学发展史上的巨大贡献。

民族自我意识与“祖先认同”建构——以土家族祖先认同中的“巴人”为例

"巴人"是今天土家人祖先认同中的始祖,但与土家及其先民的关系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发展变化阶段:东汉时期,"巴人"祖先是土家先民三个主要族群祖系盘瓠蛮、廪君蛮、板搪蛮的祖先传说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族融合并逐步遗弃了巴人祖先传说;唐宋以后,去蛮夷化潮流使"移民说"逐渐成为主流,逐步覆盖整个土家社会;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家的重建和复兴,"巴人族源说"成为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以此证明,祖先认同往往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标志;土家人的"巴人祖先"认同,表达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边界意识;祖先认同的历史变化,反映了民族自我意识取向的变化。

试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恢复与移植——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

文化恢复与移植是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做出的选择。当下进行的民族文化恢复与移植有利于传统文化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但是,在文化的恢复与移植过程中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