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内涵

自董仲舒明确提出"《诗》无达诂"后,从汉迄清,关于《诗经》的研究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阐释的可能是不可穷尽的。而"《诗》无达诂"泛化为"诗无达诂"也源于宋人释《诗》,其后才影响于诗文批评。泛化后的"诗无达诂"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着"《诗》无达诂"的阐释理路:"从变"、"从义"。"从变"侧重阐释的自由性,其具体表现有:"见仁见智"、"原意悖谬"、"诗无达诂而不诂";"从义"则强调阐释的限制性,其具体表现有:"本事求诂"、"坐实求诂"、"另类求诂",充分显示出中国阐释学的特色,并与西方阐释学有着密切的相通性。

“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以杜甫为例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一种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杜甫之"善陈时事",借鉴、发扬了我国史家"属辞比事"的优良传统,叙事言志,笔法严谨,表现出强烈的"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主观倾向性,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最终促进了"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完善。

“诗史”说的叙事学诠释——以杜诗为讨论中心

从叙事学角度诠释围绕杜诗发展起来的"诗史"说,可以从叙事功能、叙述内容、叙事修辞等三个基本方面进行分析。在叙事功能方面,"诗史"说是对诗歌叙事传统的发现与重建。杜诗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传统和诗歌抒情传统交融的结晶。在叙述内容方面,"诗史"杜诗以毕陈时事、忧道爱民的忧患意识和对"春秋"褒贬传统的发扬而体现出"宏大叙事"的特色。在叙事修辞方面,"诗史"之代表杜诗采用了不同于历史叙事的诗化叙事技巧,如比兴陈义、典事互文,长篇铺敷、组诗叙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