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民主政制:人民信访制度的再阐释

长期以来,社会普遍存在对信访制度妖魔化的现象,认为信访就是上访、信访就是维稳、信访就是人治、信访就是谋利或维权抗争。这些妖魔化现象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信访制度的本质认知不清、对信访制度的定位认识不足。信访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是一种补充民主政制。就本质而言,信访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它是低门槛的民主、弹性的民主、直接民主、超越科层制的民主和群众民主。就定位而言,信访制度作为民主政制是补充性的,它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信访制度因其独特的民意表达机制、权利救济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和政治认同机制,通过嵌入、代偿、兜底和纠错等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

信访善治之策:“法律”抑或“行政”——基于地方治理的两个案例比较

本文从善治“合法性—效率性”维度出发,构建起一个信访治理“目的—手段”相契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对湖北省恩施州与远安县两地信访治理策略的比较研究,指出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是信访治理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两种治理手段,二者具有价值上的同一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的辩证关系。在信访治理中,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并举策略存在主次序位的不同安排与组合,主要可分为三种策略:以法律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的治理策略,以行政手段为主、以法律手段为辅的治理策略,以及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并重的治理策略。信访治理中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各自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对于二者不能持非黑即白、非正即邪、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简单看法。信访的善治之策是综合并举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化解信访矛盾,在信访治理中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衔接,不可偏废。

传统合法化资源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基于农民工1733份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一直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议题。但是,其表达方式尤其是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赋予合法性仍缺乏中国化的研究。论文通过对1733份农民工领导留言的文本分析,深入观察到诉求者“利”的合法化方式和策略,以及内化的“情”“理”“法”的文化心理结构。研究发现,在“重义轻利”为主导的文化心理框架下,诉求者需要把“利”合法化。通过“情”“理”“法”来赋予“利”以道德涵义和逻辑,从而形成了“情”“理”“法”的交互关系。由此,论文根据“情”“理”“法”的三者关系把合法化结构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情理法模式、理想型的法理情模式和现实型的理情法模式。以“理”作为评判底层民众利益表达行为的标准和尺度存在模糊性的风险。现实型的理情法文化心理模式意味着诉求者的心理结构仍然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之中。为此,政府在处理诉求者的利益表达时需要加强法治化的引导。

越级上访的概念、类型和发生机制

在信访制度建立之初,各种制度都没有对越级上访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即使是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也只是提出逐级上访的导向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之后,越级上访才被中央文件正式提出来,并确定为不受理的上访类型。越级上访可划分为腐败违纪举报型、督促执行型、历史遗留问题型、征迁强拆型、讨薪求助型、政策创制型等类型。越级上访是属地管理的矛盾逼出机制、超地方治理权限的政策诉求外溢机制、等级政治信任的心理推拉机制、维稳压倒一切的反制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越级上访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群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制度缝隙的利用和动员。

补充民主政制:人民信访制度的再阐释

长期以来,部分人存在对信访制度误解的现象,认为信访就是上访、信访就是人治、信访就是维稳。这些误解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信访制度的本质认知不清、对信访制度的定位不准。信访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是一种补充民主政制。就本质而言,信访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它是低门槛的民主、弹性的民主、直接民主、超越科层制的民主和群众民主。就定位而言,信访制度作为民主政制是补充性的。它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信访制度因其独特的民意表达机制、权利救济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和政治认同机制,通过嵌入、代偿、兜底和纠错等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

乡贤参与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模式、策略和优化路径

乡贤参与乡村社会矛盾化解是士绅传统的创造性回归,它是对乡村治理空心化和失灵的有效回应。以合法性和有效性为维度,可以把乡贤参与乡村社会矛盾化解的模式分为:善治型、受限型、灰色型和无序型。他们通过能人带动、签字作保、家长游说、面子牵制和人情照拂等策略来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

新媒体情境下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机理:一个“结构—行动”的分析框架

新媒体在风险传播过程中具有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制作成本低、传播结构网状化以及信息模糊程度高等特点,使其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改变了邻避风险的演化过程。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整合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过程中的"结构"和"行动"因素,同时考察新媒体在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构建新媒体情境下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升级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通过三起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国家互联网政策、线上社会网络以及话语机会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为邻避项目由风险议题演变为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过程提供外在条件;新媒体所具备的议题设置机制、信息变异机制、情绪激发机制以及社会动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风险行动者的话语建构、心理认知、情绪波动以及社会行动;结构和行动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于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过程,而是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升级,构成影响新媒体情境下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形成的核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