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和人乳头状瘤病毒检测在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筛查中的检验效能

目的探讨液基薄层细胞检测(TCT)和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检测在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CIN)筛查中的检验效能。方法回顾性分析674例高级别CIN病例的临床资料。所有病例均通过TCT和(或)HPV-阴道镜-活组织检查得到诊断。通过组织学活组织检查对TCT、HPV的检验效能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674例CIN患者中,578例行TCT检测,阳性患者509例,阳性检出率为88.06%。508例行HPV检测,阳性患者459例,阳性检出率为90.35%。674例患者中,444例患者同时接受了TCT和HPV检测,二者均为阳性患者350例(78.82%),单一阳性患者90例(20.27%),阳性患者累计为440例(99.09%)。TCT和HPV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单一TCT检测和单一HPV检测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联合TCT和HPV检测用于高级别CIN的筛查,可以显著提高其检验效能,降低高级别CIN的漏诊率。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锥切术后妊娠分娩结局及分娩方式

目的分析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CIN)患者锥切治疗后的分娩结局及分娩方式,探讨锥切是否增加早产的发生率、锥切术后宫颈管长度与早产的关系、锥切至妊娠的合适时间间隔以及锥切术后分娩方式的选择。方法回顾性分析年龄<35岁且未完成生育任务的病理分级较高CIN患者共340例的临床资料。对随访期间术后妊娠者除给予常规检查外,妊娠24～28周测量宫颈管长度,分娩时记录锥切手术与分娩间隔时间、妊娠周数、分娩方式、胎儿体质量及是否合并胎膜早破(PROM)。结果随访期间,获得妊娠病例共30例。在妊娠24～28周测量宫颈管长度为29～48 mm,平均39 mm。29例分娩时妊娠周数为36+～41+周,平均38+周。锥切术与妊娠间隔时间为120～1 187 d,中位数为649.5 d。30例妊娠病例中1例双胎妊娠伴PROM行剖宫产,余29例无1例PROM。7例(24.14%)选择自行分娩,22例(75.86%)选择剖宫产。结论 CIN锥切治疗后的患者适宜妊娠时间为术后1 a,术后早产及PROM无明显增加,锥切术后妊娠妇女及医师有选择剖宫产的倾向。

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锥切术后的妊娠结局

目的探讨宫颈锥切术对高度鳞状上皮内瘤变(HSIL)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收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2003年12月~2017年12月因HSIL入院行宫颈锥切术,且术后初次妊娠并成功分娩者114例,其中行高频电波环切术(LEEP)者74例,冷刀宫颈锥切术(CKC)者40例。比较两组锥切术后妊娠结局、分娩方式,观察手术至妊娠时间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两组产妇在妊娠周数、早产率、胎膜早破率、低出生体重儿率、新生儿平均体重、剖宫产率及剖宫产指征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14例分娩患者中,剖宫产率为70.2%。手术至妊娠时间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P>0.05)。结论不同宫颈锥切手术方式以及手术至妊娠时间对术后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锥切术后患者有选择剖宫产的倾向。

宫颈锥切术后全子宫切除的CINⅢ患者病灶残留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宫颈锥切术后病灶残留的相关因素,为宫颈锥切术后的进一步诊疗提供依据。方法对90例宫颈锥切术后(LEEP术和CKC术)再行全子宫切除的CINⅢ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患者年龄、HPV感染情况、切缘状态、切缘阳性病变级别以及宫颈锥切方式与病灶残留之间的关系。结果 全部病例治疗后随访42~66月,未发现复发;55例(55/90,61.11%)患者的全宫标本中存在病灶残留;年龄】40岁组(33/47例,70.2%)与≤40岁组(22/43,51.2%)、HPV-H感染组(32/52,61.5%)与HPV-H阴性组(1/2,50.0%)、LEEP术组(49/78,62.8%)与CKC术组(6/12,50.0%)的病灶残留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切缘阳性患者病灶残留率(38/53,71.7%)明显高于切缘阴性患者(17/37,46.0%,P【0.01);切缘病变级别为CINⅡ-Ⅲ患者(27/33,81.8%)病灶残留率明显高于CINⅠ患者(11/20,55.0%,P【0.05)。结论 切缘阳性是CINⅢ病灶残留的危险因素,临床医师可以通过控制切缘阳性从而降低病灶残留,对于切缘阳性患者尤其是切缘高级别病变患者应考虑进一步的治疗及严密的随访。

CINⅢ患者的临床处理结局及分析

目的探讨CINⅢ患者的临床处理方法及病理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阴道镜下活检确诊并行锥切手术的CINⅢ病例229例,对其中58例行全宫手术的病例,进一步比较其锥切切缘状态与全宫手术标本病灶残留的关系。结果阴道镜下活检诊断与锥切术后病理诊断的符合率为81.66%(187例);锥切术后病理诊断升级的病例共42例(升级率为18.34%),其中38例升1级(升级率为16.59%),4例升2级(升级率为1.75%)。锥切切缘与全宫手术标本病理诊断一致占87.93%(51/58),41.38%(24例)锥切切缘阳性的病例在全宫手术标本中有病灶残留;12.07%(6例)锥切切缘阴性的病例在全宫手术标本中有病灶残留,甚至诊断升级。结论 CINⅢ锥切切缘状态与全宫手术标本病理诊断的一致性较高,但仍有部分锥切切缘阴性的病例在全宫手术标本中有病灶残留。

TopoⅡα、GST-π、P-gp对卵巢癌患者化疗反应及预后预测的体内外实验

目的研究TopoⅡα、GST-π、P-gp在卵巢癌耐药中的作用及其对化疗反应及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TopoⅡα、GST-π、MDR-1/P-gp在80例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它们与化疗反应及预后的关系;RNA干扰封闭GST-π、MDR-1/P-gp在人卵巢癌耐药细胞中的表达,检测其逆转细胞耐药的可能性。结果 TopoⅡα阴性和阳性患者的化疗反应无差异。GST-π阴性患者的化疗疗效显著优于阳性者(P=0.009);P-gp阴性患者也较阳性者疗效好,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9)。尽管Log-rank test显示GST-π或P-gp阴性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长于相应指标阳性患者,但Cox分析并未指示两者为独立预后因素(P=0.682;P=0.101)。根据GST-π、P-gp的共同表达情况进一步分组分析显示,两者共同阴性的患者化疗有效率100%、85.7%生存至末次随访,GST-π、P-gp共同阴性预示较好的化疗反应及预后(P=0.012;P=0.000)。体外实验显示,卵巢癌耐药细胞对多种化疗药物敏感度降低,同时GST-π、MDR-1/P-gp mRNA表达增高。结论 GST-π及MDR-1/P-gp在卵巢癌耐药中具重要作用,GST-π或P-gp单独预测化疗反应及预后的效用有限,联合检测可提供较高临床价值,封闭两者表达可一定程度逆转卵巢癌细胞的耐药性。

宫颈癌手术中的卵巢保留及移位术

近年来,宫颈癌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1/2以上患者确诊时尚未绝经[1].随着早期诊断率的提高[2]和对卵巢功能认识的提高,对宫颈癌的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到在提高疗效,减少复发的同时,又能保护年轻患者的卵巢功能,成为年轻宫颈癌患者治疗的重点.

泰素在上皮性卵巢癌中的地位

卵巢癌的发病率近年来有上升趋势,而总的5年生存率仍低于40%[1].目前临床治疗,主要以手术加化疗的综合治疗.植物类药是妇科恶性肿瘤最主要的抗癌药物之一,它在肿瘤治疗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辅助化疗在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治疗中的作用

卵巢癌是目前早期诊断率低而死亡率最高的妇科肿瘤,在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中占第三位,70%的患者确诊时已属临床晚期,其中卵巢上皮性恶性肿瘤又是卵巢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

宫颈癌的筛查、早期诊断与治疗

1 宫颈癌的筛查方法 巴氏细胞学检查,即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又名巴氏涂片法(Pap Smear),是以该检查方法的发明者George Papanicolaou博士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Papanicolaou和Traut发表了著名的宫颈细胞学论文,首次将宫颈细胞学检查作为宫颈癌的一种筛查方法.

青春期宫颈癌1例误诊分析

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20岁以前宫颈浸润癌发病率极低,20～50岁增长较快[1].由于青春期宫颈癌发病率极低,在诊疗过程中易被忽视,延误治疗.

早期浸润癌及隐匿型宫颈癌的诊断

近年来，宫颈上皮内瘤变（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CIN）和宫颈癌发病率呈上升及年轻化的趋势。阴道镜在CIN和早期宫颈癌的诊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常有阴道镜下活检为CIN的病例，锥切或全宫切除术后病理诊断为早浸癌或浸润癌的病例，术后因为手术范围不足，又需要补充治疗，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