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管理模式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吗?——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1#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掘当前我国不同质量管理模式企业在创新实践中的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整体的质量管理水平与创新效率。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微观数据,运用三阶段DEA模型从类别与取向两个维度对不同质量管理模式下的企业进行了创新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需求实现型取向的质量管理模式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单纯类别维度的质量管理模式差异并不会造成企业创新效率的差异;质量管理模式会通过其他因素来影响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采取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劳动力素质水平越高的企业采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创新效率越高;企业融资成本越高,卓越绩效管理与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的企业创新效率将更低;政府支持对卓越绩效管理及ISO质量标准模式企业的创新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对全面质量管理模式企业的创新效率则存在正向影响。

机器人与工资:基于劳动力质量中介效应的解释——来自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数据,就劳动力质量中介效应对机器人与工资进行研究。从微观企业与劳动力个体匹配分析发现:第一,按照中介效应“三步法”原则出发,初步验证了机器人对劳动力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机器人对劳动力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机器人应用主要是提升了两种类型劳动力质量,一是通过内部培训等手段提升企业现存劳动力质量,二是通过引进企业外部高质量劳动力优化劳动力组成结构。第三,中介效应回归检验表明,机器人对劳动力工资并不具有直接的影响效应,机器人使用企业是通过以劳动力质量提升作为中介渠道,从而给予了劳动力工资溢价。进一步地,企业内部通过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的中介传导效应相对强于外部直接引进。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利于我国提升机器人应用规模以及把握劳动力“人口红利”转向“质量红利”的重大机遇期。

我国传统企业如何通过“平台化”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良品铺子”的案例研究

平台化是实现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平台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丰富的良品铺子企业调研实践经验,构建了传统企业进行平台化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运用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从内容、结构和治理三个维度对传统企业平台化发展模式进行归纳和总结。研究发现传统企业平台化发展模式是以顾客导向的价值观作为引导,以高品质的产品作为驱动,以双边市场管理作为路径,以安全风险治理、数字化治理和利益治理作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产业供应链网状重构带来的巨大网络效应、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高效运营和平台互利共赢生态圈打造带来的战略协同是传统企业平台化发展模式的关键创新点。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传统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遍的实践借鉴价值。

制造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吗?——基于2004—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造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对于我国空气质量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制造业结构比重变迁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计算比较发现,制造业结构升级并未促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通过进一步借鉴环境EKC理论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资金密集型产业比重的整体上升大大加剧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并不能有效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最终造成制造业结构升级并未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研发的质量竞争力测评体系为基础,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2013年中国各省级区域的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进行了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存在明显影响,其中产业连通度、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交通便利程度等因素对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投入产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剔除环境影响因素后,各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发生明显变化,各地区平均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均有所上升,中国制造业发展整体环境亟待改善。针对4种不同竞争力水平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分别从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与扩大生产规模等方面提出提升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安全与效率: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理论研究

进口商品的质量安全风险管控是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工程。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进口商品总量激增,亟需对进口商品的管控模式进行系统总结,助力进口商品安全与管控效率双提高。将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构成特征-核心价值”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理论框架,并以国内海关信用监管探索实践为案例,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研究认为: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的对象应聚焦国家安全和消费品质量安全,制度设计的核心是进口商品和企业的信用,管控方式是基于信用信息的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处置,实现路径是海关联合其他各政府职能部门,与市场和社会主体协同共治。研究结论对于海关实施进口商品信用监管实践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互联网平台垄断与低质量陷阱

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各领域发展的共识。然而,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线上市场中的低质量问题也变得愈加突出,相比线下市场,线上市场同类产品不合格率、不达标率、投诉量更高。文章认为平台垄断是低质量陷阱产生的主要原因,超级互联网平台的价格垄断、流量垄断和渠道垄断行为,一方面形成了对低成本实体经济需求的"扩张效应",即低价垄断迫使实体企业降低产品质量成本;另一方面形成了对高质量产品的"挤出效应",即流量垄断带来的高额流量费用,迫使实体企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线上市场产品营销,挤出了质量创新投入和渠道垄断形成的巨大规模效应,迫使实体企业将低质低价产品打造成为爆款,保障线上市场销量优势。为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互联网平台恶性价格竞争的监管和处罚力度,督促互联网平台降低实体企业经营成本,强化互联网平台对实体企业的质量赋能作用。

基于质量转型视角的区域制造业竞争力测评与分类

新常态下制造业面临质量转型的挑战。基于质量转型的视角,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30个省级区域的制造业竞争力进行测评与分类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整体偏弱,表现出了"头大身轻尾重"的不均衡发展格局,要素投入不足以及市场环境欠佳成为的阻碍我国区域制造业向质量转型的主要原因。注重质量要素投入产出、需求市场开拓以及产业竞争结构优化是未来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产品质量信号与企业融资成本的相关性研究

以"中国企业-雇员匹配调查"(CEES)数据库中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信号,是否与其融资成本存在相关关系。研究以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企业融资成本数据作为因变量,以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否获得国际市场准入和自有品牌数量作为自变量,来反映企业的产品质量信号传递状态。研究发现,在控制抵押物规模、杠杆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董事会治理结构等因素的条件下,品牌信号与企业融资成本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信号传递的低效,以及信号传递机制的失灵。

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的理论模型研究——基于良品铺子的案例分析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现有文献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与评价研究缺乏普遍适用性。本文遵循“质量—高质量发展—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顺序,围绕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核心关键、支撑保障与表现形态,界定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在满足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在构建的平台生态圈内依托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供应链战略协同实现质量管理与流程控制,向全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使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的一种发展状态。据此本文从安全合规与质量管理、产品能力与客户能力、供应链管理与平台运营、经营绩效与运营效率四个维度构建了一套具有一般性的评价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并采用案例分析法验证了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本文研究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视角,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对于评价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新形势下企业追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20个城市的数据,采用SFA方法对20个城市的创新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以专利申请量为知识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武汉城市群的创新效率较稳定,效率值为0.589,环长株潭、合肥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值分别为0.279、0.227;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科研转化阶段的创新产出,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值为0.698,武汉、合肥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分别为0.295、0.292,武汉、合肥城市群的科研转化创新效率偏低。基于实证结论,对创新效率进行协调度分析,发现大部分城市的创新效率不够协调,针对这一现状,分阶段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创新路径。

我国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的应用机制研究

用户对于建设工程都有高质量的评价要求,尤其是我国居民面对当前逐步走高的房价,普遍需要付出巨大的购置成本,对于住宅类房地产工程也同样拥有更高质量的评价需求。然而在现实的交易情境中,居民对于住宅的高质量评价的需求却很难得到有效响应。针对这一问题,认为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应用机制,这套机制需要政府之外的,且独立于交易双方的第三方组织,包括“市场第三方”和“社会第三方”两大类主体的参与,并基于市场竞争的运行方式,采用高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以及必要的信息传播等具体应用工具。在这样的应用机制下,用户及居民对于建设工程,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工程的高质量评价需求便可以得到有效实现。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应用机制设计,解决了中国当前用户及居民对于建设工程高质量评价需求的实现路径问题,并就进一步加强工程领域第三方组织评价的应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质量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关键性因素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动力之一,已有研究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要素投入的分析,均未能全面解释部分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不高的问题。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从企业质量能力的微观视角出发,运用最新一手企业调查数据,就质量能力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渠道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作为研发创新的重要互补性能力,质量能力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提高了企业以新产品销售和专利为代表的创新产出;第二,在质量能力中,质量需求满足能力对研发创新效率提升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质量能力主要通过引导企业将研发聚焦于客户需求满足,进而提高产出;第三,辅助回归结果表明,质量能力促进了企业家、管理层及非研发部门参与研发创新,促进了企业的外部研发合作,提高了企业决策中的数据使用,并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上述效应是质量能力提升研发创新效率的潜在机制。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转变创新支持政策策略,在给予创新补贴等直接物质支持的同时,强调帮助企业提升配套质量能力;鼓励企业引进专业咨询服务,全面提升内生能力;引导企业树立市场化导向的创新观,将对顾客需求的满足作为研发创新的主要方向。

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

自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近200年的时间,茶叶一直是中国最为大宗的出口商品,英国则是中国茶叶的最大进口国。在垄断和高税收政策之下,最初英国国内茶叶掺假问题严重,18世纪英国国会三次出台法令试图对此加以规制。1784年《减免法案》出台、中英两次鸦片战争之条约港制度的确立等都为中英茶叶贸易的扩大提供了契机,但中英两国的贸易中的茶叶质量问题也更加凸显。为此,英商在中国通商口岸推出了质量控制措施,清政府也试图做出有限度的整治。英方还积极开拓印度茶业,鼓吹印度茶之质量纯净,并不断完善法案,客观上提高了茶叶出口的质量门槛,最终中国茶叶对英出口在1880年代晚期进入全面衰退。

检权之争：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始末

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是中美丝商为改善输美生丝品质而合作筹设,检验之初美国丝商团体、生丝出口洋行之间彼此攻讦,中国丝商受制于人,只得保持中立。检验所在起步阶段营业状况并不理想,经过种种努力,处境有所改善,但一直入不敷出。尽管如此,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在检验技术和标准与美国市场同步、中国丝业调查和研究以及本土生丝检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的贡献值得肯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要求生丝检验事业从私办改国办、从外办转内办的呼吁日盛。最终,在尊崇"国体"的名义下,检验所被收购和整编,生丝检验进入国家行使检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