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察长权力的运行看检委会决策机制的完善

检委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决策机构,检察长是检察机关的首长,二者既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又互相制约,检察长通过决定议题范围、主导会议进程、行使决定"否决权"等方式影响检委会决策。检察长权力的强势运行阻碍检委会制度作用的发挥。对此,可通过限制检察长的自由裁量权、改进汇报程序、强化主持人程序规则、加强监督制约等措施限制检察长的权力,从而完善检委会的决策机制。

立体把握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优势

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开展公益诉讼,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由此进人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大量的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探索,如何立体、准确把握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势,充分发掘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巨大潜力,推动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走得更深更远,成为检察机关研究的重点课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几点思考。

我国应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支付其一定的金钱加以救济的一种方式。我国应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这既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也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需要;既是预防犯罪的需要,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论公诉权的规制

公诉权作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种权力,易被滥用。世界各国对公诉权进行规制的一般规律体现为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我国对公诉权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监督制约措施,但还不完善,存在诸多疏漏,需要进一步从建立对检察机关的起诉决定以及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的预审程序、被害人不服不起诉的强制起诉程序、被不起诉人对不服酌定不起诉或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强制起诉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刑诉法第五十九条应予完善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查阅修改前的刑诉法,在第三十九条可以见到主要内容与此相同的规定:“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修改后的刑诉法的内容与原来的规定相同。笔者认为,由于基本照搬原条文,现行刑诉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存在疏漏,该条文中关于行使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的机关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及刑诉法的其他相关规定不一致,应根据宪法的规定与刑诉法的立法原意对该条进行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