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新时期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特色性建设的构想

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将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未成年犯管教所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探索符合未成年犯特点的教育改造工作规律，使之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性，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新的任务和挑战，本文从完善教育改造基础设施、充实教育改造内容、构筑持久稳定的监区文化体系；丰富教育改造形式、成立有特色的文艺团体；挖掘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资源优势，建成“三个基地”等方面提出构想，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就新时期如何加强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特色性建设做一些探讨。

未成年犯生命教育初探

未成年犯有着特定的生命环境和心理行为特征，生命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未成年犯因犯罪身陷高墙电网之中，失去自由，过着单调、机械、强制性的生活，时刻受到纪律约束，当遇到家庭变故、疾病折磨、劳动压力、同改欺凌等问题时，因认知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弱，不懂得自我调整、自我控制，容易导致情绪失控，选择自杀、自伤、自残或行凶的负向意志活动。这既影响着其人格再社会化进程，也对监管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应该构建未成年犯生命教育体系，引导其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提升生命质量，为维护监管安全稳定和提高改造质量提供新的途径。

抗日战争期间湖北新监西迁考察

武汉沦陷前，位于武汉的湖北第一监狱、湖北第二监狱、湖北少年监狱克服重重困难，将各监重刑犯迁移到宜昌湖北第三监狱，并陆续西迂鄂西，分别与鄂西4所较大的县监狱合并，并对鄂西旧监进行改良，维持了近8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陆续迁回原地。

过渡期罪犯管理初探

过渡期罪犯是根据罪犯身心发展实际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罪犯分类概念，探讨过渡期罪犯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三分”工作，促进监管安全的持续稳定。过渡期罪犯的生理、心理、行为特征有其独特之处，需要民警找准过渡期罪犯与其他罪犯的区别与联系、个性与共性，遵循过渡期罪犯管理原则，采取适合的管理模式、管理办法，以提高教育改造的针对性和自效性。

狱务公开实现路径的探讨——基于服刑人员亲属实证调查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司法公开、推进狱务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日前狱务公开存在公共服务意识不强，狱务公开信息渠道、内容单一化，监狱管理体制与狱务公开制度体系建设不协调，狱务公开的科技手段不完备、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对此狱务公开应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融入开放理念，构建社会化的公共关系平台；融入人本理念，建立具有亲和力的服务性互通平台；融入科学理念，建立具有广泛性、监督性、综合性的信息化共享、发布平台。

试论监企分开之监企共赢

监狱和监狱企业分开是监狱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监狱与监狱企业之间联系的不可分割性，在监狱和监狱企业分开运行的过程中，必须对监狱和监狱企业的性质和基本职能给予准确的定位，必须理清和正确认识监狱和监狱企业分开运行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观念，坚持监狱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监狱企业追求高额经济效益的政治观念，并在劳动项目的选择、岗位劳动定额的制定、罪犯岗前技能培训和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方面探求监狱和监狱企业共赢的措施和对策，这样才能保证监狱不断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并保证监狱企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论监狱民警文化软实力的建构

摘要：以文化软实力理论为依据，监狱民警文化软实力作为影响民警工作和生活的力量，应遵循“以一领多”、以人为本、文化创新、会通整合等原则，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来承载、传播价值理念，强化理念引导，强化价值认同，以文化的力量向社会彰显监狱民警队伍的“形象力”。

对监区文化建设的研究与思考

监区文化内涵丰富，监区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和促进罪犯改造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当前我国监区文化建设存在着诸如认识、资源配置、法律制度、主体参与等方面的不足，为此，应科学设置监区文化内容、完善监区文化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监区文化建设考评体系。

抗战期间监犯调服军役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监狱对在监人犯采用多种疏通手段以减少监狱的压力，而监犯调服军役制度因与抗战发生直接的联系更具有独特性。为了更好地执行监犯调服军役制度，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执法依据。虽然执行监犯调服军役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其对于保障监犯生命、促进全民抗战有着积极意义。

关于罪犯群体组织的研究

罪犯群体是由监狱民警或罪犯设立，或罪犯自发形成的，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能够直接或间接接触、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群体结构。罪犯群体组织不容忽视，它们在罪犯改造中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准确地掌握和认识罪犯群体组织的特点，并在创新管理新理念、健全管理新制度、探索管理新方法等方面探讨加强和完善罪犯群体组织管理，有利于发挥罪犯群体组织在罪犯改造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