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火神山医院普通隔离病区的护理管理

随着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世界的爆发流行及患病人数的急剧增长,常规的护理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调整护理管理策略是护理管理者需面对的重要课题。火神山医院作为一所特殊时期承担特殊使命的野战传染病专科医院,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火神山医院普通隔离病区护理管理模式进行总结,介绍护理管理的主要做法,以期为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保障提供参考。

免疫检查点TIGIT在肿瘤治疗中的最新研究进展

TIGIT是一种在效应T细胞、Th细胞、CTL细胞、NK细胞以及Treg细胞上表达的有效免疫检查点蛋白。它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由一个细胞外免疫球蛋白可变区(IgV)、一个I型跨膜区和一个带有ITIM和Ig尾部酪氨酸(immuno-globulin tyrosine tail,ITT)样基序的细胞质尾部组成[1]。TIGIT可表达于肿瘤浸润的淋巴细胞中,与相应的配体结合后在癌细胞上表达上调,抑制免疫监视。虽然单独阻断TIGIT具有抗肿瘤效果,但联合阻断TIGIT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通路会加强抗肿瘤反应。许多关于TIGIT阻断剂治疗癌症的临床研究已经有所成果,因此联合阻断治疗实体癌患者是有希望的。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总结了目前对TIGIT在癌症免疫中作用的认识,对TIGIT在癌症免疫治疗中的作用进行简要阐述。

冠状病毒肺炎细胞因子风暴及免疫调控治疗

细胞因子风暴是一种失控的过度免疫应答,是冠状病毒肺炎的重要发病机制。病毒劫持机体的免疫系统,导致免疫调节的负反馈丧失、多种细胞因子异常升高,损害了肺泡弥散功能并造成多器官功能障碍。靶向冠状病毒细胞因子风暴的特异性治疗研究,如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托珠单抗、卡莫他特、血液净化治疗等已取得系列成果,其可能是缓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有效手段。但COVID-19具有独特的病理特征,上述治疗的研究成果仍需进一步临床试验来验证。本文就冠状病毒肺炎细胞因子风暴及免疫调控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早期治疗效果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医院住院的71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核酸检测阳性的重型COVID-19患者资料。收集患者入院早期生命体征、临床表现、静息状态下脉搏氧饱和度、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生物化学、电解质、超敏肌钙蛋白T、凝血功能、脑钠肽前体、肺部CT表现、序贯器官功能衰竭评分(SOFA),以及治疗方式和早期治疗转归等资料。根据治疗2周后的治疗效果分为临床改善组和临床进展组,比较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差异,分析影响早期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结果临床缓解组患者43例,经治疗后均转为普通型;临床进展组患者28例,10例死亡,15例进展至危重型,3例治疗后无明显改善。两组患者发病前均存在武汉疫区居住史。临床进展组患者中吸烟者所占比例(75.0%,21/28)高于临床缓解组患者(46.5%,20/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3)。与临床缓解组患者相比,临床进展组患者淋巴细胞计数[0.80(0.70,0.90)×10^9/L vs 0.70(0.60,0.70)×10^9/L]、血小板计数[222(174,310)×10^9/L vs 193(152,232)×10^9/L]、纤维蛋白原水平[4.22(3.71,4.80)g/L vs 3.81(2.96,4.38)g/L]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患者常见临床症状、生命体征、静息状态下脉搏氧饱和度、其余实验室检查指标、SOFA评分、治疗方式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OR=4.88,95%CI 1.33~25.00,P=0.020)、白细胞计数≤3.5×10^9/L(OR=10.00,95%CI 1.47~100.00,P=0.008)、淋巴细胞计数<0.1×10^9/L(OR=16.67,95%CI 3.33~100.00,P<0.001)是影响患者早期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结论有吸烟史、白细胞计数≤3.5×109/L及淋巴细胞计数<0.1×10^9/L的重型COVID-19患者早期治疗效果不佳的风险较高,建议临床上对有上述危险因素的重型COVID-19患者进行重点诊疗,及早采取有效治疗措施进行干预,以改善预后。

抗压性防护面膜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护人员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评价抗压性防护面膜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人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20年1月26日至2月24日军队支援武汉医疗队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120名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空白组、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名。空白组未使用抗压性敷料,对照组使用水胶体敷料后佩戴面部防护用具,观察组使用抗压性防护面膜后佩戴面部防护用具。比较干预结束时3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面部舒适度、面部压力性损伤情况及不良反应。结果干预结束时,空白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面部舒适度评分为6.00(6.00,7.00)分,对照组为5.00(4.00,5.00)分,观察组为1.00(0.50,2.00)分,3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面部舒适度的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97.392,P<0.001);根据秩均值进一步推断,空白组面部舒适度秩均值最大(96.68),观察组秩均值最小(20.88)。干预结束时,空白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中面部无损伤者3例(7.5%,3/40)、1期面部压力性损伤者28例(70.0%,28/40)、2期面部压力性损伤者9例(22.5%,9/40);对照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中无面部损伤者27例(67.5%,27/40)、1期面部压力性损伤者13例(32.5%,13/40);观察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中无面部损伤者37例(92.5%,37/40)、1期面部压力性损伤者3例(7.5%,3/40);3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面部压力性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863,P<0.001),观察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面部压力性损伤发生率最低。3组均未发生皮肤过敏反应,均无人感染COVID-19。结论使用抗压性防护面膜能有效降低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面部压力性损伤发生率,改善佩戴面部防护用具的面部舒适度,可作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配备。

移动式单人空气加压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实施高压氧治疗的感染控制对策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在实施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感染控制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情况,为今后类似公共卫生事件中实施高压氧治疗提供借鉴。方法组建病区高压氧治疗护理小组,设立专职感染控制护士岗位,明确感染控制护士职责,开展院内感染监测,对感染控制工作各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在专职感染控制护士针对性监督工作实施前后,观察医师、护士、患者的手卫生依从率(手卫生执行次数/手卫生指征总数×100%)。在病区执行高压氧舱消毒制度后,每周定期对高压氧舱内外和病区多个位点采样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核酸检测。采用移动式单人空气加压舱对4例COVID-19患者进行高压氧治疗,观察治疗效果。结果在专职感染控制护士针对性监督工作实施后,医师、护士、患者的手卫生依从率均较实施前提高[82.94%(175/211)vs 73.27%(148/202)、94.70%(268/283)vs 89.39%(236/264)、78.41%(69/88)vs 46.64%(24/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6635、5.3084、17.9972,P均<0.05)。专用病房执行高压氧舱消毒制度后,高压氧舱、专用病房运转第1周、第2周时,病房门把手、高压氧舱内、高压氧舱外、转运床表面、病房物品表面SARS-CoV-2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与高压氧治疗前相比,高压氧治疗后4例患者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改善[(91.62±3.65)%vs(85.63±4.52)%],6 min步行距离增加[(346.3±43.6)m vs(272.2±61.9)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0621、1.9574,P=0.042、0.049),且患者均自述胸闷、气促等症状明显好转,复查CT提示肺部炎性病变均有不同程度消退。结论建立高压氧护理小组,设立感染控制护士,能促进和督导全科人员正确贯彻感染控制制度、落实感染控制措施,保证了病房内COVID-19患者高压氧治疗的感染监测,确保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隔离病区工作人员晕倒急救处置流程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数万名医护人员和辅助人员参与到COVID-19患者的救治。厚重的个人防护装备和连续高强度的工作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挑战,工作人员在隔离病区晕倒事件时有发生,晕倒后的紧急处置直接关系伤者的安全和健康。我们参考国内外权威文献和指南制定了COVID-19隔离病区工作人员晕倒急救处置流程,以期为隔离病区工作人员晕倒的处置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