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阶段及当前的发展趋势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去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即.没有切卖建设民主政治"的倾向;另一种是对民主政治要求过急、过快的倾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从整体上弄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阶段及其在初级阶段中的发展趋势.本文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一、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逐步的渐进过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分析

一、民主政治的内容与形式,条件形式与实现形式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一种政体,首先是这种政体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这是它的内容方面;其次是它既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还有这种体制的运行过程和功能,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形式方面.我们的分析从形式范畴入手,并将民主政治的形式作条件形式与实现形式的区分,探讨民主政治的内涵及其形成机制.(一)关于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内容民主政治的形式这一概念,是由民主自身的性质决定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

社会管理职能与政府机构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国家具有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我国政府行政机构,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权限与机构设置,从广‘义上讲,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这种双重职能决定的;从行政管理的狭义上讲,主要是由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管理职能决定的,换言之,各级政府职能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划分。

关于新世纪派的“社会革命手段”问题

新世纪派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一九○七年六月形成,一九一○年五月解散,主要代表人物是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主要言论机关是《新世纪》周刊。该派的主张比较复杂,前后言论也很不一致,其主导思想大致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实行“倾覆一切强权”的“社会革命”,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标榜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反对私产主义,反对宗国主义,反对军备主义的所谓“五大主义”,以抽象的反对强权代替具体的革命纲领。

进一步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为推进方兴未艾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首先有必要从国家特性出发,把握政治体制的发展规律。 谈到国家特性,人们通常都把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根本观点。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片面理解。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对国家这种片面认识的错误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现在已为人们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论断,是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系,并为其服务的。马克思、思格斯强调这一事实,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用国家社会性欺骗广大人民。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决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和专利品。因为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那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空想主义,就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问题

谈起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人们自然会提到较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梁启超。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曾指出:“梁启超作为一个比较了解欧美思潮的知识分子,本来是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的那篇文章,是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但是,以往的一些文章大都偏重于介绍,而对梁启超为什么会较早地注意并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他是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到底如何等问题,则很少探讨。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在改革中正确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

如何才能正确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解决“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是一个有待于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起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我国解放前后均有若干专著问世。在八十年代的今天,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尤有加强这种研究的必要。但社会主义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至今仍没有比较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往的研究者们,有的把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起点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阶级对立日益简单化了的十九世纪,有的则指出应从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十五、六世纪开始,有的甚至把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上溯到草昧初开。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简论

近代中国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没有独特的由空想到科学的演变道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过何种影响?探讨这些问题,对我们领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意义的。一列宁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

政治稳定中的文化因素

改革和外放给我们的政治体制增添了活力，也给我们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带来了希望，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原有的政治秩序、原有的政治习惯和心理素养，又受到了改革带来的挑战。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成为两个同时引人注目的课题。一、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稳定 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解决新独立国家在政治功能和政治体系建构中遇到各种困境而兴起的政治发展，在近二、三十年的过程中，自身也经历了不少的历程。

体制·改革·政治文化(论纲)

1.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八年来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和推动下逐步展开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原有的政治体制日益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因此可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这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前提下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则将更多地考虑政治实体的运行机制和效率,而可能会忽略从宏观角度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政治文化,民族心态和社会习惯的作用,从而有可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受制于此,造成新的步履维艰。

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界限

一场世人瞩目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正在中国大地兴起。伴随改革,人们的思想必将出现又一次大解放。《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经济模式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从理论到实践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使人们从思想上驱走平均主义这个幽灵,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迫切任务。

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问题

谈起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人们自然会提到较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梁启超．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曾指出：“梁启超作为一个比较了解欧美思潮的知识分子，本来是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的那篇文章，是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

划清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界限

一场世人瞩目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正在中国大地兴起。伴随改革，人们的思想必将出现又一次大解放。

毛泽东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学说

民族现象是人类社会最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完整,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奴役,国家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毛泽东同志根据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民族矛盾状况,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实质及其解决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丰富了民族理论,为争取各族人民的共同繁荣,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试论商品文化

近几年对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有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及其特点的研究,有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在实用研究方面则有企业文化的研究、商业文化的研究等等。但是至今好象还没有提出对商品文化进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对商品文化进行研究。这对全面认识商品社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一、商品文化的涵义什么是商品文化?商品文化主要是指由商品经济生发出来的精神产物,如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适应发展商品经济需要的思想观念、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等。广义的商品文化,还包括:人们所创造的、为商品流通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和设施,如货币、银行、交易所等;为维护和发展商品生产所必需的秩序、制度和典章条例等。

论国家行政管理中的主客体关系

管理活动早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中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的管理尚未区分不同的领域,表现出笼统的公共事务管理。管理主客体的特征都直接体现在社会劳动主体中:劳动者既是管理主体也是管理客体,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划分。管理主要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而是通过习惯风俗等来实施的。这是以生产力极端落后,社会活动形式和内部关系都非常简单为前提的,是原始的“自我管理”方式。

关于加强政协建设的若干思考

正确认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基本职能,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政协建设的前提。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概括而言,一句话,是政治组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包括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人士在内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及社会各界合作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形式,是共产党和非党联盟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 具有政治性质组织的政协,其职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诸如: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协调政协中内部各政党,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系,协助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组织政协委员通过学习,达到自我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团结三胞、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