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评《长江流域公园城市建设研究》

由秦尊文研究员、李浩教授等撰写的《长江流域公园城市建设研究》一书,近期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长江流域为范围,以公园城市为对象,总结城市发展新模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途径,为开辟经济增长新赛道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全书从理论基础、经验做法、各地实践、问题对策等四个层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长江经济带公园城市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不仅为从事城市转型发展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也为城市建设管理的相关人员提供了决策依据。

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对策思考

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必将走一体化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现状解析出发,结合对制约该流域经济一体化因素的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在流域内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性思考。

新时代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研究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长江流域水生态问题作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当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应是当前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新时期长江流域水质、生态需水、水生态系统、地下水开发、饮用水源地保护等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水生态保护的总体思路及相关对策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北省特色保护类村庄空间演化及影响机理研究

特色保护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类型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该研究基于湖北省特色保护类村庄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网格维分析等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方向、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识别空间演化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机理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湖北省特色保护类村庄空间分布为集聚型结构类型,呈现出集聚型趋势逐渐增强的演化特征,其中传统村落类集聚程度最高.2)湖北省特色保护类村庄呈现“东(略偏南)—西(略偏北)”态势,空间分布向心力较强,方向性较为明显,且呈现出向东、西两边逐渐扩散态势.3)湖北省特色保护类村庄高密度区呈现出由散点独立结构向块状组团结构演化的态势,大体上呈现出横“V”字形核密度结构,宜昌始终是核密度最高的区域,不同类型村庄高密度区差异显著.4)湖北省特色保护类村庄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态势,存在围绕宜昌、荆州、十堰、襄阳、恩施等集聚分布的态势,且呈现出逐渐均衡的发展趋势.5)自然环境是特色保护类村庄的选址与布局的本底和基石,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和政策环境对其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断增强,不同类型村庄受到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合理有序开发水电资源 维护长江流域生态平衡——兼评《长江上游地区水电资源开发研究》

水电是可持续发展的再生能源。科学、合理、有序地开发长江上游水电资源,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就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

湖北境内汉江流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

本文以汉江流经湖北境内的23个县级区域作为研究单位,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沿江23个县市的测试模型,进行综合评价。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选取的指标共12项,主要信息提取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在此基础上使用综合因子得分作为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证明,这23个县市其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差距比较显著,各县竞争力水平随着距离武汉空间位置的远近和交通可达的难易呈现出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减的特点。

长江经济带建设背景下湖北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对策研究

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关键环节,也是湖北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的迫切需求。在归纳世界级产业集群特征的基础上,分析湖北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选择标准和重点领域,并从提升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优化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积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湖北应加快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

今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会议。会议研究讨论《2015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部署下一步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

“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能否提升城市低碳竞争力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通过“先行先试”探索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基于2004—2020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来评估该政策与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立对城市低碳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长株潭城市群相比,武汉城市圈的低碳竞争力受“两型社会”试验区政策影响更为显著,城市规模越大受政策影响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两型社会”试验区通过降低能源强度、提升城市交通水平、加强环境保护等路径提高城市低碳竞争力。因此,应继续推进“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探索,提高政策精准度和实施力度,并由点及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制度创新经验,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路径与湖北选择

“长江经济带”是辖区概念,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中国经济经历30余年的高速发展,有实力、有能力进行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开放开发;经济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潜力所在;在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复杂政治背景下,长江经济带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具有很大规模.《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长江经济带建设要走生态优先之路、创新驱动之路.湖北省应把“生态优先”放在压倒性的位置,保护好一江清水;以发展“四新”经济为突破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推动湖北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文归纳总结了近年来湖北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新举措、新成效,立足省情实际,提出湖北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对策建议。

再论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建立与发展

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具备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扎实的合作基础,具有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内需潜力巨大、科教资源丰富、生态地位突出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城镇化进程滞后、对外开放不足等短板。在奋力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背景下,三省要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基础上努力构建长江中游经济区,勇于承担重大使命,加快打造全国大市场的重要空间枢纽;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共建中部陆海新通道,协同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导向,全面深化三省合作共建机制,推动湖北、湖南、江西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长江经济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是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长江经济带内11省市2003-2021年的相关数据,运用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三类“新基建”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类“新基建”都对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2)比较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用最强,其主要的影响机制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便利了信息交流互动,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创业生态;(3)按照市场化指数高低对11个省份所做的分类检验显示,“新基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明表现出了更强的创业促进效应,这意味着加强市场化改革是进一步发挥“新基建”创业促进效应的关键所在。

湖北省农地非农化博弈行为及治理路径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运用动态博弈理论对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用地个人及单位”和“区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论提出湖北省农地非农化治理路径。结果表明,由于农用地利用政策不规范、执法程序标准失范等有效标准约束不足,自然资源部门和用地个人及单位博弈策略组合易出现“消极履职,违法占耕”。为破解该难题,可考虑从政策规定标准化、发现手段标准化、调查认定标准化、执法程序标准化、申诉途径标准化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湖北省农地非农化治理体系。

基于集聚视角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比较优势研究

制造业是长江经济带的支柱产业,但各省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文章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别用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进行了测度,并且分析了各省市制造行业比较优势。研究发现:下游地区加工贸易类行业呈高集聚状态,而中上游地区资源禀赋类行业优势明显;各区段均培育出一些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传统优势类行业。从发展趋势上看,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在逐步减弱,而中上游地区出现了分化现象,贵州和云南的工业化程度偏低,比较优势也在减弱,其他省市则表现出较强的集聚强化趋势。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架构

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与基础，更是带动广大乡村及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最基本的条件。但长江经济带地域辽阔、地形多样．这就决定了其发展必须打造和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跨流域调水重要影响区生态补偿研究——以湖北汉江中下游地区为例

跨流域调水有助于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但对整个流域带来的重大深刻影响也不容忽视,实施生态补偿是必要措施。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影响区——湖北汉江中下游地区为例,分析调水对其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当前已经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利于汉江中下游可持续发展的若干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政府干预、区域差异与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基于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基于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6年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来测度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发现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持续改善,但整体水平处于技术非效率状态;而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梯级上升特征,长江中游与下游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有缩小趋势,而长江上游与下游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变化不明显。从影响因素来看,政府干预程度、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效率的改善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其有负向作用。当前,我国金融业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为严重的瓶颈约束,长江经济带应根据不同的区域城市发展特点和差异性,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性支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的普遍存在的政府越位、错位、缺位问题。同时,要正确把握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内涵、挑战与“十四五”时期思路

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是推动上中下游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从生态屏障的概念与性质出发,探究了上游生态屏障的内涵与功能类型。上游地区生态本底脆弱,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使生态系统格局变化较快、环境污染治理压力不减,加之生态环境保护条块化分割现象突出,成本分担及利益共享机制尚不健全,屏障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十四五”时期,上游地区需着力夯实生态本底,提升污染防治能力,构建跨省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加快建立健全跨省(市)、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举全流域之力共建上游生态屏障;在空间布局上,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上游绿色增长极网络,并将生态屏障提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功能。

长江经济带地级城市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00个地级以上城市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个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金融规模与城市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规模扩大对碳排放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长江经济带金融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金融规模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规模扩大主要促进了碳排放;金融效率提升有利于地区的碳减排,因此,应重视提升金融效率,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区域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