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基于湖北省赤壁市Z村的调查

在探索坚持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湖北省赤壁市G镇Z村基本形成了党组织为引领、乡镇政府为主导、村“两委”为带领、村民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协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乡村振兴事业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存在着治理主体参与不足,难以形成治理合力等问题。其中部分问题通过持续治理和投入可以解决,而长期性内生性问题必须从根本上着眼,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各参与主体职责、凝聚价值共识,充分发挥各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等方面加以完善。

资源重组与利益圈层:基层党建引领农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研究

党的建设始终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推进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所在,也是引领乡村振兴的战略关键。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重点推动现代合作社经济,将党建优势赋能于农村合作社建设,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兴态势。本研究选取湖北省赤壁市典型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阅读以及实地调研的方式展开研究分析,从当地合作社发展运营状况出发,探索基层党组织在合作社运营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以及问题缺陷。积极利用现有资源与实际经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带动作用,分析研究合作社发展模式,针对合作社的资源状况与人员组织的利益划分层次,探究基层党组织农村合作社的资源重组机制与利益圈层结构,以此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体系化研究,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论新时代县乡村治理的责任共同体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在当前县乡村治理的场域内,国家、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发生了关键互动。国家对县乡村治理从单纯的结果控制转向结果、过程的双重控制。县乡之间讨价还价的利益关系日益缩水,责任关系日渐突显;乡镇丧失了对村干部进行动员的利益机制,也要通过责任来动员村干部;村民不够信任村干部,倒逼乡村干部不断加强责任意识。在治理任务政治化、治理行为规范化、治理监督常规化和治理参与私利化等机制的作用下,县乡村结构成乡村治理的责任共同体。县乡村治理的责任共同体表现出很强的国家性,但要相应增强乡村治理的乡土性。

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功能研究——以贵州荔波乡村调查为经验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十分重大。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功能,不能忽视乡村振兴中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不足、乡村文化结构失衡、产业发展困难、人才流失严重和生态治理结构缺陷等困境。为了更好地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功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提升党员干部的创新意识,提高组织引领能力;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重视乡村产业发展,推动村集体经济增长;注重人才工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升村民生态理念,完善生态保护体系。

乡村传统文化激活乡村治理研究:贵州例证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正在从经济驱动转向文化驱动。在贵州L县,乡村传统文化振兴诱发了不同主体的互动,发挥了一定的文化治理功能,取得的成效包括挖掘了乡村传统文化内存,促进文化经济的初步发展,重建村民的主体性,整合了多元治理主体,激活了多种治理资源等。但是根据调查来看,乡村传统文化激活乡村治理仍然存在市场化困境、主体流失困境、资金困境和现代转化困境等。要想进一步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就要注意突破市场主义,重视文化的乡村治理功能;村庄内外结合,找准文化治理的中坚主体;精准投入资金,夯实文化治理的基础;传统融入现代,提升传统文化的治理功能。

亲属社会与精准扶贫的村庄社会结构困境——以云南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自然村的调查为分析基础

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区域比较的视野分析村庄社会结构的类型和政策、法律与制度在不同类型村庄的不同实践机制与结果。与宗族团结型村庄、小亲族分裂型村庄和原子化分散型村庄不同,在云南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民将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整合于日常互助、人情往来及节日庆祝等交往互动之中,建构起亲属整体型村庄。亲属社会与精准扶贫存在矛盾关系:封闭性扶贫空间与开放性全国市场之间的矛盾,村庄整体性结构与村民个体理性行为之间的冲突,亲属社会的确定性与精准扶贫的非确定性之间的对立。精准扶贫应对亲属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可能性路径是要为贫困村民提供响应市场的条件,要利用亲属社会的结构优势将村民组织起来,要增强贫困人口向现代转型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