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之构建——立足于消费者为中心的金融合同设计

金融机构说明义务的缺失和由此引起的金融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同时直接放大了金融风险,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安全。由此,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为中心来构建金融机构说明义务规则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构建金融机构强制说明义务规制和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地方财经类院校法学通识课目标体系研究

我国法学通识课教育目标适应经济发展,经历了历史变迁。美国的法学通识教育更强调通识教育对学生日常生活的作用,日本的教育则着重于培养学生与同时代知识有关的广博的见识、丰富的判断力以及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发达国家的课程目标体系对我国法学通识课程目标体系的启发是,立足地方财经类院校的特点从法律技能、法律素养、法律道德三个方面构建财经类院校法学通识课目标体系。

绿色商事物流地方立法探析——以武汉城市圈为考察点

在我国当前国家层面统一物流立法空缺的情况下,通过地方行使先行先试立法权进行立法探索的模式是较为可行的。武汉城市圈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区域应该充分发挥立法示范作用,通过先行先试立法权的行使,放松对商事物流立法领域的管制,以期为我国商事物流立法的完善提供有益的探索。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与认识——以地方财经类院校商法教学为视角

地方财政类院校必须适应我国的高校教育进入了应用型转型的发展阶段新变化,以财经特色校园文化培育商法实务人才。在专业基础课、相关公共课、实践课等方面应体现实务特色,在商法专业公共课中应反映企业(公司)、金融、物流、酒店管理、旅游合同等内容。合理配置商法专业教学和实践教学,提升实践教学效能,全面塑造具有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地方特色的商事人才。

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耦合性及法律治理

国企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与国有资产流失存在耦合性。国企改革不同阶段表现出国有资产治理不同层面的缺陷,3类国有资产流失行为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起步阶段和过渡阶段以投资流失型为主,攻坚阶段以管理流失型为主,规范阶段以交易流失型为主,在调整阶段,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有很大收敛,数量减少,但国企改革在这阶段也渐趋中止。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国企改革新时期,应以过往改革与风险的耦合性对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进行预评估。在资产流转前,须建立大宗国有资产转让公示制度;在资产流转过程中,须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力的责任机关与具体职责;在资产流转完成后,须以公益诉讼制度实现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司法审查。

民法典编纂中的财产性人格权研究

人格权商品化现象冲击了经典民法体系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二元分立结构,进而威胁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独立品格,我国《民法总则》对此也缺乏明确规定。有必要通过提出财产性人格权理论并构建相关法律制度的形式,化解这一威胁。美国法上的"公开权"制度和日本法上的"商品化权"理论为财产性人格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经验。我国《民法总则》有必要对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的并立做出原则性规定,在我国民法典分则中,则要以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形式实现两类制度的区分:专属性人格权以一切人格利益为客体,与生俱来,无须取得,不能转让或继承,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方式;财产性人格权以标识性人格利益为客体,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取得,可以转让或继承,以经济损害赔偿为主要救济方式。

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分离论——基于人格权商品化研究之检讨

民法典的制定必然涉及人格权。当前学界对人格权商品化的研究有缺陷,它将一个有限性的现象误读为普遍性的趋势,从而造成财产权属性全面侵袭人格权理论,人格权的独立品格因此有受损害的可能。人格权商品化的客体范围是有限的,仅局限于姓名、与姓名相类似的名称或称号、肖像、依公序良俗可商品化的典型身体特征等可商品化的标识性人格利益。人格权商品化的主体范围也是有限的,对非公众人物来说,人格权商品化的价值通常较低。应当基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有限性对人格权体系进行重构,建立起专属性人格权与财产性人格权相分野的新型化人格权结构。

公众参与的法理学思考——以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为例

保护个体权利,限制公共权力是公众参与的法理学基础。个体权利的实现需要通过公共权力的运作,而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若没有权利的参与,极易发生权力异化而侵害个体权利。行政立法因现代行政的转型而兴起,代议制民主不足以为行政立法提供正当性依据,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补充,呼唤公众参与的实践。就公众参与环境行政立法而言,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更需要公众参与来弥补国家环境管理权运行的不足。

实质正义理念下的合同效力控制问题研究

合同效力控制制度的构建是契约法从形式正义发展到实质正义的必然结果。合同效力控制制度的建立看似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结合我国当前的法律生活实际趋势,应当在病态合同的救济范畴内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建立民事检察制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步骤。同时,合同备案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也不可缺少。

身份性人格权初论

目前的人格权研究在《民法总则》颁布后仍片面地束缚于民法典的基本框架与制度体系,将人格权简单区分为一般性人格权和具体性人格权,忽视了在特别立法层面的身份性人格权。一般性人格权和具体性人格权的确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基于当下社会发展对弱势群体倾斜保护的需求,身份性人格权则呼吁从契约向"新身份"回归,通过保护弱势群体的单行立法对新身份及其人格权体系予以识别和保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弱势群体保护立法,但在理论层面上却斩断了这些立法与人格权的渊源。未来应重构人格权理论体系,实现人格权"二分法"向"三分法"的转变。将人格权立法的关注点不再仅局限于民法典的立法技术上,应回应身份性人格权的具体制度需求。

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新消法第55条第二款的分析

针对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恶性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则符合法理。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规定过于原则化,难以适用。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二款的规定则将其予以落实。但是,该规定存在广度不够和深度太高的不足,一方面将人格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范围仅局限于产品责任领域,并不合理;另一方面又将精神损害也纳入了惩罚性赔偿的计算范围,有违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特质。应当在《侵权责任法》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修正,从而确立发生人格权侵权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一般原则和规制。

消费者的差异性与消费者保护立法范式之变

消费者的差异性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精细化发展而出现的一个必然命题,在这种背景下,承认消费者差异性的立法逻辑必然最终会反映到现实立法当中,即在消法1层面实现其体例结构从单目型到多目型的改变。目前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立法,确实在制度革新上有些许成就,但由于对消费者的这一差异性特征缺乏足够认识,从而存在着制度偏颇化和制度碎片化的缺陷。如果不及时调整这一立法体例,未来伴随着消费者保护在制度需求上的增多,这一问题将会有所恶化。因此,尽快地从单目型到多目型立法进行转变,是消费者保护领域立法思维和制度革新的当务之急。

理论突破与制度建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的生态损害赔偿

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以及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程的加快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损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当下对于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讨论理论丰富,但鲜有涉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问题的的研究。结合当前生态损害的探讨,比较分析国内外相关救济制度,有必要建立生态损害的事前防范机制。国家层面要确立全面赔偿的原则,建立生态损害公益诉讼制度,生态损害赔偿评估制度,并建立地下生态损害赔偿专项基金,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损害的救济提供法律支持。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审批制度解构

当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正如火如荼。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审批制度的重要性便愈发凸显。但我国现行法对此并无十分完善的规定,一些问题急待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当前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审批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入手,结合域外的相关规范和经验,进而为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审批制度的完善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生命科技发展语境下的遗体捐献利用制度构建研究

遗体组织捐献利用的制度困境包含遗体组织法律性质之界定、捐献利用利益主体之衡平、规制法律体系之构建三个方面。在遗体组织法律性质的界定上,必须以严谨准确的为学界公认的"脱离说"进行限缩,即明确界定出遗体组织被视为物的构成要件,只有在完全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遗体组织之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大权能方能完全类比物权法之规定。在捐献利用利益主体之衡平上,应当确定自然人意思自治优先的最高顺位,在此前提下对不同利益主体进行比例式衡平,相应地推进行业自治,以格式合同、示范性合同文本、捐献利用情况的集中公示等工作确保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事业的程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从而保证各方利益主体的均等博弈。在规制法律体系的构建上,以政府公共责任、有效的行业自治和必要的社会监督组成体系化的审慎规制法律结构。

无权处分情形下合同效力问题研究——对最高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3条的解读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无权处分情况之下处分合同有效,至此,善意取得制度以合同有效为构成要件的阻碍已经消除。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在于"善意",是法律对实务中这种特殊现象的一种总结和对交易安全的特殊保护,与合同的效力并无逻辑关联;此外,判断合同的效力不应区分买受人的善意与恶意,因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仅仅只能对出卖人是否愿意与之签订合同的负担行为有认识,对出卖人是否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的处分行为永远是"善意的";在出卖人"善意"出卖他人之物的场合,可以依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来进行解决。

中世纪商人法中的服务合同问题研究

服务合同是对服务类合同的总称,具体包括雇佣、行纪、居间、承揽等以提供劳务为债务内容的合同。早在中世纪集市贸易时期,服务合同即萌芽并得以发展;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商人阶层的出现,更兴起了一些新兴的服务合同类型,如行纪合同等。本文以中世纪商人法为背景,从中世纪商业发展进程角度出发,梳理了中世纪商人法中存在的服务合同类型,对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作了深入探讨,以期完善我国现行法中关于服务合同的规定。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规范分析——“交付主义”说的质疑

在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上,"交付主义"被学界认为具有超出"所有权主义"的诸多优点,是未来合同法的发展趋势。但根据对我国有关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规范分析,"交付主义"难以涵盖我国立法的总体规则体系,学界对"交付主义"存在盲从和崇拜,具有多处谬误。应当对现行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进行简练和精准的新界定,即除非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在标的物为不动产时,依"交付主义";标的物为动产时,依"所有权主义";当事人存在过错时,依"过错主义"。

遗体捐献主体决定权的行使及民法保护

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的界定是开展遗体捐献活动的首要和基本问题,对捐献主体决定权予以法律保护是遗体捐献顺利开展的保障。近亲属在死者死后占有和管理死者遗体,且遗体捐献的成功必须依赖近亲属的辅助,因此,在死者没有捐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之下应该承认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自我捐献决定权与亲属捐献决定权之间,国外有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和两者等同模式两种立法,我国应该坚持自我捐献决定权优先的模式;近亲属一致同意原则不利于鼓励遗体捐献,我国应该采取多数亲属同意原则;遗体捐献形式方面,有两人在场的口头遗嘱也应该作为捐献遗体的意思表示方式,鼓励捐献登记。

公司保证合同的效力研究

保证是使用面广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担保方式。实践中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以及违法进行关联担保的情形下,保证合同效力认定是难点。分析保证合同自身的生效要件以及其无效与可撤销情形,比较新旧公司法中义务主体、对外保证担保的债务范围、公司正当的保证担保程序规定等相关问题,确认公司保证合同的效力应当以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为基础,同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则及其交易习惯。公司违反《公司法》规定进行关联保证担保交易,不能简单认定其为无效合同,倘若合同内容本身合法且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出于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目的以及促进交易的角度,应当认定该保证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在满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公司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