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国礼乐兴盛的优雅回音——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

武汉音乐学院湖北音乐博物馆,坐落于武昌临江大道之畔,西临雄浑浩荡的长江,是华中唯一一家音乐专题高校专业博物馆。2010年建馆,前身为武汉音乐学院1988年设立的编钟古乐器陈列室,2013、2016年分别完成编钟馆、古琴馆布展,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让音乐告诉你乐器的故事——以湖北音乐博物馆陈展形式为例

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的复合型载体,在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高校博物馆的建设也受到了高度重视。湖北音乐博物馆作为高校博物馆,在陈展模式上跨出了单纯的乐器陈列,结合学院教学工作,形成了展演结合的陈展形式,让乐器陈列不再单一,让音乐告诉你乐器的故事。

博弋钩沉 存史致远——《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书评兼及《民国音乐文献集成》编纂

《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是依托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所富藏的民国音乐文献,并参阅比较其他图书馆、博物馆历史资料所编排的民国音乐文献目录。文章认为该书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建设学科发展背景下的重要成果之一。同时,也指出从"存史"意识和全球视野下引领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高度,在该书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普查、增补编辑《民国音乐文献集成》。对于如何审视新旧冲突、中西对接的民国时期的音乐文献分类,如何增补海峡两岸暨港澳乃至海外对民国音乐的记录、描述和研究文献目录,如何以"异域之眼"看待中国音乐在民国时期发生的重大转型等等史料收集及其编目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

论目录学体系中的器乐立目——兼论南宋莆田二郑的音乐分类观及其影响

南宋莆田郑樵《通志·艺文略》与郑寅《郑氏书目》的音乐分类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音乐分类意识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郑樵以"贵声"为主旨,视音乐为专门之学并予独立立类的思想;二是郑寅分列于经、子二部(从经部抽离羯鼓、琵琶而置于子部"音乐类")的思想。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音乐类目各得其所:一是以"乐"入经部乐类,二是以"声"入子部艺术类,三是以"音"入集部词曲类。于是,正式厘清雅乐与俗乐两界,俗乐有器乐与声乐的分野,而音乐书、谱皆有雅俗同构的对应关系。

敦煌莫高窟净土经变画的音乐图像研究——以盛唐第148窟为例

经变画，亦称变或变相。因依据佛经绘制成画，故称经变画。隋唐时期，经变画的绘制开始在莫高窟中大肆兴起。莫高窟壁画中最为兴盛的经变画是净土变的形式，共出现有400铺。敦煌莫高窟第148窟中的净土变是盛唐时代的典型代表，本文以148窟中两铺壁画为例，对其中出现的不鼓自鸣、伎乐队、迦陵频伽三种乐舞壁画信息所蕴含的佛理内涵以及其在壁画中的体现进行分析。

宋代鼓吹导引套曲考证

宋代鼓吹导引套曲是以《导引》《六州》《十二时》三调为主干曲调"合曲之体例"的套曲组合。宋代鼓吹套曲组合演进主要有三式:一是始于宋太祖时期的《导引》《六州》《十二时》三调连用;二是始于宋仁宗的《导引》《六州》《十二时》《奉禋歌》四调四曲;三是始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南郊鼓吹的《六州》《十二时》《奉禋歌》《降仙台》《导引》五调五曲组合,其后南宋皆准此模式。

论中国古代类书中音乐部分的立类思想与编纂特征

我国古代类书是在"三才"思维的框架下按"天、地、人、事、物"五个层次展开分类立目的。"三才"思想直接影响了其中"乐"与"律"两类资料的分属。综合性类书多将"律"资料编于"天部岁时",而将"乐"编入"人"、"事"之中;后也采用乐、律合典的方式平行合编,如《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古代类书之"乐"类文献通常下分为较固定的四大子目——"乐总"、"歌"、"舞"和"乐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子部下级的分类体系。关于"乐器",子目下又有三种分类方式:一是按照"八音"作材质分类,二是按照演奏形式分类,三是兼顾两种分类的综合分类,如《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的乐器分类,即综合了演奏形式与八音两种分类法。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两极延展

近代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书写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早的一批分别是：1920年顾梅羹的《中国音乐史》、1922年叶伯和出版的《中国音乐史》，1926年童斐撰写的《中乐寻源》，而真正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是30年代王光祈在德国比较音乐学和音乐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以律、调、谱、器的进化为基点进行阐述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版），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