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睡眠质量与反刍思维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MPA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反刍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RRS)对26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手机依赖、睡眠问题检出率分别为25.58%和27.91%,反刍思维水平较高。女生MPAI总分及低效性、逃避性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均P<0.01);RRS和PSQI得分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MPAI总分与PSQI总分及其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因子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RS得分与MPAI总分及其各因子得分,PSQI得分及其睡眠质量、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因子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手机依赖可以显著预测睡眠,且反刍思维在此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反刍思维在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气郁质与抑郁情绪的关系: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效应和正念的调节效应

目的探讨大学生正念和非适应性认知对气郁质与抑郁关系的作用。方法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中医体质量表(constitu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questionnaire,CCMQ)的气郁质分量表、自制非适应性认知量表(non-adaptive cognitive scale,NACS)和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MAAS)对89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基于结构方程的中介检验程序分析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效应,采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法和简单斜率检验对正念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在控制了性别、生源地和年级之后,气郁质对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0.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气郁质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对抑郁产生影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17.21%。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正念调节了“气郁质→非适应性认知→抑郁”中介效应的第一阶段(P<0.001)和残余直接阶段(P<0.001)。结论气郁质既可以直接作用于抑郁情绪,也可以通过非适应性认知间接作用于抑郁情绪;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效应受正念的调节。

大学生错失恐惧与微信成瘾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目的 探讨大学生错失恐惧与微信成瘾的关系。方法 采用错失恐惧量表和微信成瘾量表对湖南省3所高校的442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个月的两阶段追踪调查。使用Mplus7.4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结果 大学生错失恐惧与微信成瘾在两阶段的测量中均呈显著正相关(前测:r=0.321,P <0.01;后侧:r=0.374,P <0.01)。大学生最初的错失恐惧能够预测3个月后的微信成瘾(β=0.422, P <0.001),但最初的微信成瘾不能够预测3个月之后的错失恐惧(β=0.058, P> 0.05)。结论 错失恐惧是大学生微信成瘾的原因,而非微信成瘾导致的结果。

不同手机成瘾类型对大学生情绪的影响: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目的:探索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潜在类别及其与情绪的关系。方法: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与正负性情绪量表对359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类别及特征,并通过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类别在情绪得分上的差异。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高手机成瘾组(n=86,23.9%)、低手机成瘾组(n=187,52.1%)和无手机成瘾组(n=86,24.0%);手机成瘾的3个类型在正性情绪得分(F=3.30,P<0.05)和负性情绪得分(F=20.09,P<0.001)上差异均显著。具体而言,无手机成瘾组的正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高手机成瘾组和低手机成瘾组,高手机成瘾组的正性情绪得分与低手机成瘾组无显著差异;高手机成瘾组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低手机成瘾组,低手机成瘾者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无手机成瘾组。结论:大学生手机成瘾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且不同类群体在情绪体验上存在差异,未来可根据人群分型特点开展针对性预防和干预措施。

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纵向联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及性别差异

目的:探讨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纵向联系,并考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及性别差异。方法:采用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累积生态风险系列问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对452名青少年进行为期6个月的追踪调查。结果:(1)累积生态风险对青少年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4,P<0.001);(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累积生态风险与手机依赖之间起到“风险增强”的作用(β=0.10,P<0.01);(3)调节模型存在性别差异,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在女性中起作用(β=0.14,P<0.01),但在男性中则不存在(β=0.07,P=0.29)。结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累积生态风险和青少年手机依赖关系中起“风险增强”作用,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风险增强”作用仅在女性中存在。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限制性饮食的关系: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为探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限制性饮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基于三重影响模型和客体化理论,采用问卷法对568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自我客体化、身体羞耻和限制性饮食两两均呈显著正相关,且均与自我同情呈显著负相关;(2)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能通过自我客体化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限制性饮食;(3)自我同情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对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限制性饮食形成的内部机制,研究结果拓展了三重影响模型和客体化理论,为青少年限制性饮食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参考。

述情障碍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序列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述情障碍、自尊、主观幸福感和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自尊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对514名大学生施测。结果:1述情障碍、自尊、主观幸福感和问题性手机使用4个因素间存在显著相关(r=-0.25~0.54,P<0.01)。2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在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间起序列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4,占总效应的22.22%。结论:述情障碍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还可以通过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对其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产生间接作用。

手机依赖对初中生社交焦虑发展的影响:身体羞耻的纵向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法对339名初中生进行为期1年的3次追踪,旨在考察初中生手机依赖、身体羞耻和社交焦虑的发展趋势,并检验身体羞耻在手机依赖和社交焦虑中的纵向中介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初中生手机依赖、身体羞耻和社交焦虑均呈稳步上升趋势;手机依赖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分别对社交焦虑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起直接预测作用;身体羞耻的起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在手机依赖对社交焦虑发展的影响机制中起完全纵向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初中生社交焦虑及其风险因素的特征和动态作用机制,为合理使用手机、改善身体羞耻和社交焦虑提供了新的干预视角。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的关系: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智能手机成瘾和人际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认知失败问卷和人际关系适应量表对湖南省4所中学1350名初、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1),与情绪效能感、人际适应(r=-0.24,-0.14;P<0.01)呈显著负相关;情绪自我效能感与人际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0.41,P<0.01),与认知失败呈显著负相关(r=-0.30,P<0.01);认知失败与人际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0.31,P<0.01);(2)在手机成瘾对人际适应预测中,情绪调节效能感发挥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39.69%,认知失败也发挥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36.64%。结论:智能手机成瘾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人际适应,还通过情绪调节效能感和认知失败的中介作用对人际适应产生间接影响。

抑郁特质大学生内隐信息加工中的自我积极偏差

目的:探索抑郁特质大学生的内隐信息加工是否存在自我积极偏差。方法:选取抑郁特质组[特质抑郁量表[(T-DEP)T分>60分,且特质焦虑量表(T-AI)T分<60分]和非抑郁特质对照组(T-DEP和T-AI的T分均<60分)大学生各42人,采用阈上态度启动范式,在自我和他人启动下,完成积极和消极词归类任务,比较两组反应时的差异。结果:抑郁特质组的启动类型与词汇类型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F(1,41)=1.56,P=0.218];对照组的启动类型与词汇类型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1,41)=55.43,P<0.001],被试对自我积极偏差范畴内的自我积极和他人消极词的反应时短于范畴外的他人积极和自我消极词[(602.64±20.03)ms、(654.56±20.41)ms vs.(663.19±20.78)ms、(678.64±20.70)ms;均P<0.001]。结论:抑郁特质大学生的内隐信息加工不存在自我积极偏差,非抑郁特质大学生表现出内隐自我积极偏差。

特质焦虑高分大学生的内隐自我积极偏差

目的:探索特质焦虑高分大学生的信息加工是否存在内隐自我积极偏差。方法:选取特质焦虑高分组[特质焦虑量表(T-AI)T分>60分且特质抑郁量表(T-DEP)T分<60分]和特质焦虑低分组(T-AI和T-DEP的T分均<60分)大学生各50人,采用阈上启动范式在他人和自我启动下,完成形容词属性归类任务,比较两组被试的反应时。结果:特质焦虑高分组和特质焦虑低分组启动类型和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高分组对自我积极偏差内字词的反应时快于该偏差外字词的反应时,低分组对偏差内字词的反应时快于偏差外字词的反应时。结论:特质焦虑高分大学生的信息加工存在内隐自我积极偏差,该偏差可能是焦虑个体信息加工后期对威胁刺激(自我积极偏差外字词)的回避所导致。

述情障碍与手机使用模式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

目的探讨手机使用模式、述情障碍、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湖南省3所高校950名大学生,采用述情障碍量表、手机依赖量表和手机使用模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手机依赖与述情障碍呈正相关(r=0.311,P<0.001),手机关系、手机娱乐均与手机依赖呈正相关(r=0.371,P<0.001;r=0.259,P<0.001),手机娱乐与述情障碍呈正相关(r=0.127,P<0.001)。中介效应检验分析显示,手机娱乐在述情障碍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11.1%。手机关系在述情障碍对手机娱乐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个体手机关系水平较低时,述情障碍对手机娱乐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4.48,P<0.001);当个体手机关系水平较高时,述情障碍对手机娱乐的预测作用不显著(t=1.815,P=0.070)。结论述情障碍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手机依赖,还通过手机娱乐的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间接影响;手机关系在述情障碍和手机娱乐之间起调节作用。

护士工作退缩行为的潜在剖面分析

目的探索护士工作退缩行为的模式以及不同模式间人口学分布特点。方法选取湖南省5所三级甲等医院533名护士,采用工作退缩行为量表对护士工作退缩行为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护士工作退缩类型与人口学变量的关系。结果潜在剖面分析结果显示,护士工作退缩行为分为“低度工作退缩组”(49.0%)、“中度工作退缩组”(10.5%)、“高度工作退缩组”(3.2%)和“心理退缩组”(37.3%)4个类型。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工作退缩行为模式受到年龄、月收入、职称以及晚夜班频率的影响(P<0.05)。结论护士的工作退缩行为分为4个模式,年龄、月收入、职称以及晚夜班频率对护士工作退缩行为产生影响。

青少年早期限制性饮食的发展轨迹:基于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的分析

为考察青少年早期限制性饮食的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采用荷兰饮食行为问卷、身体羞耻量表、身体监控量表对357名初中生在1年内进行3次测试,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青少年早期限制性饮食的发展轨迹可分为5个不同的潜在类别,分别为低风险−恶化组、高风险−稳定组、低风险−缓升组、高风险−缓解组、低风险−稳定组;(2)性别、身体监控对青少年早期限制性饮食的发展轨迹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身体羞耻显著预测青少年早期限制性饮食的发展轨迹。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早期限制性饮食的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自我认同感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自我认同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随机抽取190名大学生,采用自我认同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手机依赖指数量表进行施测。分析在自我认同感与手机成瘾之间,应对方式是否起中介作用。结果自我认同感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手机成瘾、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P<0.01)。在自我认同感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中,消极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消极应对方式在自我认同感与手机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手机成瘾流行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元分析

手机成瘾作为互联网时代个体所特有的心理及行为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手机成瘾流行率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成果,但结果之间分歧较大。为澄清该领域的争议,解释影响手机成瘾流行率的原因,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全球手机成瘾流行率及其影响因素。共174项研究,包含178个独立效应量纳入元分析(n=145380)。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全球手机成瘾整体流行率为28.3%,其中文化背景、测量工具、出版年代对手机成瘾流行率有显著影响,而年龄阶段的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相比其他行为成瘾,手机成瘾是目前全球最普遍的成瘾类型之一,支持了关系文化理论和成瘾易得性假说。

青少年睡眠问题与反刍思维的关联性分析

目的观察青少年在3个月期间的睡眠问题和反刍思维发展变化,分析二者间的相关关系和相互预测关系。方法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和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对435名青少年进行间隔为3个月的2次纵向追踪调查(前测和后测)。结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前测和后测中的青少年睡眠问题与反刍思维均呈显著正相关。睡眠问题与反刍思维基本符合交叉滞后模型,表现为:前测中的睡眠问题能显著预后测中的反刍思维水平(r=0.15,P<0.01),但前测中的反刍思维对后测中的睡眠问题预测不显著(r=0.02,P>0.05)。模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论青少年睡眠问题与反刍思维关系密切,睡眠问题可负向预测青少年反刍思维。

青少年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正念注意觉知和注意控制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青少年手机成瘾、正念注意觉知、注意控制、认知失败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正念注意觉知量表、注意控制量表和认知失败量表对850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20.0和AMOS 22.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以及性别的跨组比较。结果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与正念注意觉知、注意控制呈显著负相关;正念注意觉知及注意控制与认知失败呈显著负相关。手机成瘾直接影响认知失败,正念注意觉知及注意控制在手机成瘾和认知失败之间起中介作用;通过对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模型在性别上进行跨组比较,发现在手机成瘾倾向到正念注意觉知以及注意控制到认知失败这2条路径上均存在性别差异。结论正念注意觉知和注意控制在手机成瘾和认知失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性别在手机成瘾倾向和正念注意觉知之间以及注意控制到认知失败之间起调节作用。

青少年睡眠质量的潜在剖面分析

目的:探索青少年睡眠质量的潜在分类,从而分析青少年的睡眠质量是否存在群体异质性,并探讨人口学变量对不同潜在剖面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1275例初中、高中生,其中男生657(51.5%)人,女生618(48.5%)人,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估睡眠质量,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并对不同类型在性别、年级上的差异进行检验。结果: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可分为4种潜在剖面:睡眠良好组(71%)、生理性睡眠不安(6.8%)、心身性睡眠不安(20.6%)、药物催眠组(1.6%),且各组在睡眠质量的不同维度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在性别、年级上存在差异,与睡眠良好组相比,生理性睡眠不安组中,男生所占比例较大(OR=2.77,P<0.001),心身性睡眠不安组中,初一年级所占比例较大(OR=1.58,P<0.05)。结论: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存在明显的群体异质性,分为睡眠良好组、生理性睡眠不安组、心身性睡眠不安组、药物催眠组4个潜在剖面;性别、年级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不同潜在剖面产生影响,未来应对不同睡眠潜在剖面的青少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式,以期有效改善其睡眠质量。

抑郁恐惧在急性应激与医务人员道德推脱中的多重中介模型及抗疫经历差异

目的探讨抑郁与恐惧在医务人员急性应激与道德推脱间的作用机制及其抗疫经历差异,为重大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建议与理论指导。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了湖南省655名医务人员,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情绪自评量表、恐惧量表及道德推脱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急性应激、抑郁、恐惧与道德推脱两两存在显著相关(P<0.05),且急性应激对道德推脱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抑郁、恐惧能够在急性应激与道德推脱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分别占到总效应的74.1%和29.7%。中介效应抗疫经历差异主要体现在急性应激到抑郁这条路径,路径系数上达到显著性水平(P<0.01)。结论抑郁、恐惧情绪在急性应激与道德推脱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管理者应该重视医务人员的心理状态,完善干预措施,改善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