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动漫开发利用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路径及启示——以日本漫画版《封神演义》为例

当今日本动漫作品中大量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文化的元素。日本漫画大师藤崎龙的漫画《封神演义》运用"戏仿"的手法,虽大尺度改编了中国明代同名神魔小说原著,但其富有想象力的游戏精神又较好传承了中国古典小说原著的内在神韵,这为我国动漫界如何将丰富的本民族及他国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创意资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抽象的抒情——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较多注重观念形态上的艺术自律,它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包括他对现行文学政策的理解,对情感诉求方式的独立性的肯定也决定了他的文学理想的不合时宜之处。所有这一切都可看作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寂寞。

扎根荒原的历史书写——评杨志军《雪山大地》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延续着他的荒原传统,以个人心灵和生命体验为基点,用饱含深情的笔触探照着沁多草原的历史和现实。日常与诗性的双重视域并存:空间上,描写与喧嚣的城市生活有别的雪山大地;时间上,展开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两种结构的合奏。这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草原史诗,不仅使天、人、身心一体在场域内感知存在、获得安宁,而且反映了西藏高原在新时代的历史巨变,对当下的生存和信仰进行了思考,体现出作家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担当。

沈从文文学理想复杂性片论

从创作动力上看,沈从文生命观的文学式表达涵盖了文学理想、文学实践的芜杂,从而对生命的丰富性的理解程度决定了文学理想、文学实践的深度模式。按照沈从文的理解,文学理想与文学实践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在文字德性、生命重造上的展开便是文学经典的塑造以及经典塑造背后的文化进步使命,其内容则表现为抽象的抒情和从抽象的抒情出发的自为色彩浓厚的文学实践,它总是不断地在生命的时间感受和梦想的寄托上完成作者一厢情愿的浪漫抒情。由于这样的文学自律原则无法完全地与新文学的载道传统分离,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也相应地表现出多重的矛盾性,譬如生命感受的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抽象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李清照文学思想意识多元化成因的思考

李清照文学思想多元化的形成是与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加上其自身卓荦不凡的文学才华与不同寻常的人生遭际、家国之变,更是使得其作品里蕴含了丰富厚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李清照的人生是悲苦的,然其敢于直面多舛的命运不逃避、不放弃的态度更是与她的作品一样能从心底的最深处打动、感染我们。

人与克拉拉:智人中心的替代伦理与后人类世界出路

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聚焦于人和智能机器,书写二者的替代现象:以智人中心主义为前提,人类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基因选择,修复、更新、替代、延伸身体,构建人类继任者形象。同时,人类用科技手段改造身体,掌握超级人工智能——如克拉拉的力量,在这种科技为“人”所用的趋势下,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又产生“机器将取代人类”的单向度替代恐惧,引发石黑一雄对“人心”等命题的深入思考。基于此,石黑一雄通过克拉拉独特生命形式的展示及其与人类之间的爱、信任和合作,尝试揭露崭新的后人类社会图景之一角,将社会生存主体从人类扩展到生命集合体,寻求后人类学家布拉依多蒂式的出路。

仪式呈现、空间异化与生命意识的丰盈锐意:《原野》中的原始生命意识呈现

笼罩浓厚神秘主义氛围的复仇悲剧《原野》以去城镇特征的乡村原野作为叙事空间,以强烈悲剧意识与原始生命意识贯穿全篇完成戏剧文本建构。《原野》文本以渗透日常生活的仪式与诅咒为表达方式,将异化自然空间与异化生活空间作为主要戏剧空间,在荒诞意识与现实空间中完成原始生命意识呈现。

论《雪晴》集叙事的距离控制

《雪晴》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表现出来的作者与家乡"人事"的距离和作者对尚武精神的反思,反映了沈从文适当调整他的回忆性乡土书写叙述策略的努力。在《雪晴》集中,叙述人的讲述、描写、思考在故事的当下进展中进行,却又将讲故事的本领和议论、说明性的因素适当调和起来,这自有作者对不能始终如一从容行文的理解,但如果从讲述效果的取得来看,此种做法可能一方面促进乡土书写所着重处理的诗意境界和外部现实的联系,一方面揭露血淋淋的乡土械斗的残酷性。

苏轼反对王安石“以钱代税(役)”“变法”的思想研究

苏轼站在旧党立场上认为新党王安石的变法"求治太急",使用的是使人"病日益增,体日益羸,饮食日益减"的毒"药",因而对其变法,尤其是对居于变法首位的"理财(货币)"政策中的"以钱代税(役)"政策进行了尖锐批评和猛烈攻击,说它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秩序、加深了农民贫穷程度、践踏了农民的劳动价值,助长了官吏的腐败、加剧了宋朝政权的危机。苏轼反对以钱代税(役),实质上是反对货币流通到税(役)等重要社会经济领域,是固守以物易物的落后的交换形态,是开历史的倒车。

宋代七夕诗词的发展与流变

七夕文化一直是文学史上吟咏不衰的主题之一,汉唐以来,有关七夕的诗歌作品一直繁荣不衰。降及宋代,由于时代风会更替,诗歌尚理,词体新变,使得七夕诗词不断变换视角、开拓意境,从而推陈出新,汇成宋代七夕文学独特的景观。

《道德箴言录》的智慧

罗兰·巴尔特说，阅读拉罗什福科有两种方法：“断续引证或顺序阅读”。“断续引证”意味着阅读者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地将作品的“惯习性表达”调整为“适合我自己的环境，将其不具名的形式纳入我的情况或我的情绪声音之内”。而“顺序阅读”则表示阅读者有可能被动地进入展现“作者、作者的偏执及其时代的”氛围当中，从而忽略“我们读者”自身的趣味与意图，这样的阅读结果便是“我逐次阅读这本像是一段叙事或一篇散文的格言集，

阿Q革命身份试论

阿Q革命身份的自我获得并不意味他拥有革命的主动选择机会,实际上他被卷进革命大潮以及对革命目的和方法的理解都是以个体最为本能欲望的直接满足为旨归的。无业游民和文盲的身份无法帮助阿Q提升革命的道义和精神,阿Q只能再次被动地置身于"暴虐的意义场域"参与革命的暴力杀戮,贯穿其中施虐者、受害者在阿Q身上的不能长久统一导致他成为革命的替罪羊的角色。阿Q这种身份的安排反映了未庄宗法制度家族、血统观念对他的约束和牵制的有效性,而未庄乡土社会的整体氛围又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宗法社会起着维护作用,因此阿Q革命不是有意脱离群众,而是在革命基础和信任机制上被原始的蛮动力扭曲,直至双方出现了相互疏离的局面。

论汉代“顺权和合”的政治文化生态及对艺文之影响

汉朝汲取秦亡国之历史教训和借鉴三代治国经念,道儒接续,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了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晏殊婉约词书写与北宋文人文化

晏殊婉约词的悲情书写，在北宋时代，有士大夫忧患意识和责任感的因素，也有有宋一代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保护从而激发了文人士大夫对生死命题的强烈关注的根源．与晏殊作为诗人的先天本性有关。在晏殊生活的北宋“太平日久”时期．发达的城市经济生活和娱乐文化对文人生活的影响，以及朝野参与娱乐的热情氛围，对晏殊婉约词里的悲情书写也是不可忽略的条件因素。

论丁玲小说中的“学校”意象

纵观丁玲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学校”这一意象时常出现，“学校”在丁玲的小说中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首先对丁玲小说中“学校”意象的意义进行分析。深入探讨作家丁玲的心理机制（包括她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对学校意象的形成的作用关系。从而使读者了解到丁玲小说中“学校”意象的各种不同意义，其实也正是她自身心理矛盾纠结的结果。

一部苍凉的民族史诗——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以一个藏族土司的兴亡为主题的《尘埃落定》描绘了这样一部民族的兴衰史: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有着一个傻儿子,他带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和掘墓人。小说以藏族土司制度的消亡过程为背景,透过藏族土司二少爷的视野和命运,把聪明与愚蠢、情爱与仇恨、发展与消亡,用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使我们仿佛在翻阅一部民族的发展史。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起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的评语这样写道:"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当代作家》编辑部认为,该小说是建国以来最优秀的少数民族体裁的长篇小说。

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经典化

王昌龄诗歌早在唐代就开始了经典化,主要体现在专业读者的选本选录和文坛评价,以及普通读者的广泛传唱和欣赏活动之中,但其中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盛唐时期,王昌龄由于在五言古体诗创作上的开拓之功,加之勤于创作、乐于教授诗格、广泛交游,其诗歌被同时代的选家推崇为“风骨”“雅正”的代表,在民间流播传唱甚广。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背景、审美风尚的转变,以及诗歌体裁的发展,选家独重其七绝。总体而言,王昌龄诗歌经典的构建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论王维《辋川集》对初唐山水组诗的突破

组诗是一题多首的诗歌合集,是唐代诗歌创作常见的形式。组诗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多首单篇诗歌间的组合,它在诗篇幅度的延展中包容了丰富的意象,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王维的《辋川集》在内容上采用一诗一景的形式,化零为整地表现了辋川的全幅盛景;形式上开创了分题赋咏山水组诗的模式,独创五言绝句组诗,其突破性的创作方式对唐代山水组诗的繁盛起着重要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美学思想与现实主义艺术观——以《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为中心

《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美是生活"的定义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基本旨趣。这一定义不但摆脱了传统的美的定义的形而上学阴影,而且确立了美的现实生成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观所提出的"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生活"和"艺术的另一作用是说明生活"则可以看作"美是生活"定义的具体应用,其中所包含的现实主义色彩既显示了他的唯物哲学倾向,也是这一审美"范式"转换的逻辑结果。

《故事形态学》的问题意识——兼谈列维—斯特劳斯对普罗普的批评

从《故事形态学》一书来看,普罗普对作为情节基础的叙事功能有着清楚的问题意识,他认为功能是稳定的、故事已知的功能是有限的、功能项的排列顺序永远是同一的、所有神奇故事按其构成都是同一类型,这一预设有助于他在对功能的结构把握和对结构的功能把握两个层次上理解功能作为情节的基础的形式意义。在功能—结构模式当中,其故事形态学研究之着眼于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恰恰是"功能"的自足性问题。普罗普将功能视为探讨故事形态的决定性力量,这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的看法,但同时也构成列维—斯特劳斯利用结构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的结构属性诘问普罗普的理由所在。